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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trio Paparoni: 王广义:通俗人类学研究

  意大利策展人德沐先生(Demetrio Paparoni)为在亚美尼亚国家美术馆举办的王广义个展《Wang Guangyi: Research on Popular Anthropology》撰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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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通俗人类学研究”展览现场,亚美尼亚国家美术馆(2019)

  1994年至1998年间,王广义创作了《护照》、《Visa》、《病毒携带者》三个系列的作品,作品分别有一个以护照照片的形式描绘的男子、一个新生儿和一只狗的形象,在新生儿上还附有文字和身份信息。每张图片上都有大写的标题,“护照签证”、“签证”和“病毒携带者”,就像贴在文件上的邮票,允许或禁止个人过境。申请签证涉及自愿接受调查或分析,提供照片、数字指纹和有关旅行原因的信息。通过身份证件和登记特征对个人进行分类,以达到官僚组织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对社会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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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义-通俗人类学研究” 展览现场,巽汇展览空间,上海(2019)

  怀疑和恐惧在集体无意识中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用来说服群众同意放弃相当数量的自由以换取保护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长大和受教育的王广义,能够观察到一个社会的影响,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感觉到在邻居的监视下,他引用的系列作品肯定揭示了这样一种氛围。从新的地缘政治情景来看,王广义处理这些主题的作品,即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民主西方,也仍然广泛适用于当今时代。我们可能会想到用以限制曾经过或生活在被视为威胁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的限制规定和新条约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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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1994/布面油画/150cm×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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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携带者 1号/1996/布面油画/120cm×150cm

  在2017年和2018年的《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中,王广义通过《种族、暴力与美学》(2017)、《无知之幕》(2018)、《种族分析》(2018)三个不同系列的作品展开了他的研究。这些作品涉及了基于形态学、生理学特征的个体(或群体)的分类方式,也涉及了族群的概念。

  由Glicleée印刷在一大张纸上(每张纸的尺寸为160×320厘米),然后装裱在铝塑板上,《种族、暴力和美学》的三组作品呈现了人类的面孔,他们的身体特征与艺术家在标题中提到的特定种族有关,中英文对照。其中一部作品的标题是“种族与暴力”,它引用了阿尔弗雷德·艾特的一本书中的几幅插图,书名是《施雷伯·拉森昆德利希·安斯乔翁斯塔费尔:德国的拉森克夫》(Schreibers rassenkundliche Anschauungstafel: Deutsche Rassenkeópfe),1934年由在德国内卡河畔埃斯林根的公司施雷伯(Schreiber)出版,以其出版物和儿童读物的质量而闻名。作者是德累斯顿(Dresden)大学教授,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希特勒党被认为是种族政治、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除了处理诸如控制出生、精神疾病、传播犯罪、血缘关系、犹太血统和控制被认为是社会寄生虫的个人等主题外,埃特的书总结了按照德国人类学家汉斯F.K.Günther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的理论安排欧洲人口的种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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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类学研究——种族分析 局部/2018/图片、外框、亚克力/160cm×114cm×55件

  Günther将欧洲人细分为北欧人、盖尔人、西方人、东方人、斯拉夫人和东波罗的海人,并根据他们的身体和人格特征,建立了这些民族的等级制度,使北欧人登上了顶峰。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理论从生物学转向社会人类学,Günther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获得一个具有优越种族的生理和人格特征的种群,有必要增加能够通过血统传播这些理想特征的个体的繁殖。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血统不值得繁殖的个体也会受到限制。

  同样缺乏科学支持的理论,在前两个世纪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导致了殖民剥削和奴隶制的正当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探讨种族主题的方式上有了突破:通过使用颅测量学、人体测量学、心理测量学和测量智商的测验,几个不同民族的学者为优生学铺平了道路。Günther的伪科学理论与这一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社会党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而民族社会党最终将以其为基础制定自己的优生政策。这些想法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他们对那些当时有能力付诸实践的人产生了兴趣。

  在Eydt的书中,如前所述,出版这些面孔是为了重述欧洲各种种族的特征。由王广义用复印的方式重新引入、放大和变成负片,以突出半色调效果,在黑色背景上以蓝色为主调,人类学通俗研究中的“种族与暴力”中的面孔启发我们去思考个人外表与内在身份之间的差异。换言之,根据艺术家的说法,人和物一样,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几乎无法区分;它无法得到理性的理解。更确切地说,就精神层面和神圣领域而言,真正定义个人本质和独特性的东西总是被隐藏它的东西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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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人类学研究——无知之幕 局部/2018/纸上丙烯、外框/46cm×40cm×48件

  《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包含的肖像不仅充满了历史、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意蕴,而且还借鉴了信仰主题——它贯穿了王广义的创作。事实上,在他不同的作品系列中,他强调了一个信念,即个人不能没有信仰,即使信仰建立在神话传统、意识形态或市场的制约以及迷信之上。纳粹-法西斯人类学家支持的种族理论被作为科学证据提出,目的是在寻找新偶像的人群中巩固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因此,《通俗人类学研究》与一位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重新联系起来,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把研究引向现象的本质,在康德所谓的“事物本身”的方向上。王广义意识到,在表象与隐藏现实的二元性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无法精确定义的,因为它把自身置于我们理解的可能性之外。因此,测量人类无法恢复其本质,这与意大利人类学家塞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5-1909)所认为的相反,他甚至在葛兰瑟之前就确信,容易出现社交异常行为的人呈现出的身体特征在科学上可以追溯到头骨的形状。这是王广义在他的《种族分析》系列中——作品由照片组成,照片上的脸印成底片,放在简化头骨形状并强调头骨形状的草图旁边——王广义颠覆了这些伪科学研究的结论,他提到,面部和头骨的差异分析是如何证明人类物种原始面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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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人类学研究——种族、暴力、美学/2018/图片、外框、亚克力/160cm×320cm

  由于底片的缘故,这些肖像像是x射线的图像。通过重温他自1987年以来在作品中使用的一种表达概念的方法,艺术家在图像上叠加了一个红色的网格,这种方法让人想起艺术学院教授的一种技术,以便在放大或缩小的维度中重建图像。在毛主义时期,网格是一种用来放大领袖形象的工具。一旦被完成的绘画所覆盖,网格就被隐藏起来,同时还有一种手段,就是将一个政治领袖的形象转变为一个主宰普通人的巨大神灵形象。

  事实上,19世纪实证主义的伪理论在过去的50年里,根据这些理论可以把人分成不同的种族,但在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上,这些理论基本上被否定了。今天,我们知道以一个人的肤色和身体特征来将人类被划分为同质群体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种族与暴力》的中心部分非常突出的是一张著名的老照片,显示纳粹运用测量个人面部的伪科学系统来确定他的种族血统。然而,它所援引的科学基础已被摒弃,不仅涉及纳粹德国。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形象,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把它放在一边,而不是仔细审视它的许多影响,这些影响仍然存在,或者我们忘记了历史中与我们个人有关的那一部分。王广义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强调了即使在中国,种族主义现象也会在不同起源的王朝之间的权力更迭过程中出现的。艺术家特别提示我们,过去几个世纪,蒙古族取代了汉族,随后满族王朝掌权。

  另外一组《通俗人类学研究》以“种族与美学”为题,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学上。这些作品展示了在中国网站上找到的面部照片,并附有说明其种族或地理来源的标题。在这里,艺术家也通过摄影底片的效果来介绍它们,在添加英文翻译的同时保留了原来的标题。因此,艺术家希望强调所有基于物理特征的解释和分类的随意性。

  类似的图片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或在网络上传播的方式,使它们变得中立,没有暗示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优越。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些人脸序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审美模型,通常基于算法。这些肖像带有一种潜台词,这种潜台词倾向于确定身份的参数,以客观的方式呈现,往往会影响我们的集体想象。由王广义通过摄影底片的效果重新引入,通过这些图片表达了一种方法,这种方式间接地表达了不可知的现实的复杂性——根据王广义对于的康德的解释,这是一个其真正意义的现实,存在于本体中,本体是现象的基础。因此,人的本质是不可基于身体或文化特征进行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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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向人类解释Sindone? /2013/ 布面油画/300cm×750cm (3联,每件300cm×250cm)

  在王广义的作品中,摄影负片形象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他已经在他的画作《大批判》(1990-2007)、《放光芒》(2003)和最近的《新宗教》(2011)中进行了实验。《新宗教》描绘了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基督和约翰二十三世)、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和西方艺术的经典作品(安德烈亚·曼特格纳(Andrea Mantegna)的《基督的哀歌》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这个系列中,艺术家质疑了伟大的乌托邦的吸引力,以及为什么人们觉得有必要挑出那些用以寄托精神或物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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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放光芒/2003/面油画/100cm×100cm

  对艺术家来说,在新宗教中使用摄影负片图像会削弱观众对知名图像的熟悉程度,促使他思考这些图像,引发他们对其含义进行新的思考,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尽管如此,这些图像仍然是可识别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我熟知的主题。同样的情况并不适用于《通俗人类学》系列作品中的形象:由于没有著名的面孔,这些颗粒状的负片复制品使这些人留下了简单的印记。因此,标题将被描绘的人归于各个地理学的区域,这构成了艺术家对图像进行恰当处理的驱动动机。

  再次,王广义的作品中对负面形象的使用,成为对那些通过表象与现实相吻合的人的事实批判。事实上,照相底片完全消除了给一个主题打上烙印的任何可能性:肤色被消除,身体特征缺乏定义。在摄影底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一个与被摄物的真实性相对应的明确图像,而是被摄物的印记。正如王广义的另一个主题《都灵裹尸布》一样,这里的主题超越了它们的外表。

  《通俗人类学研究》第三部分的题目是《无知之幕》;艺术家在一些面孔的图像的印刷的基础上涂上丙烯酸颜色。涂上一层颜色和许多色点以后,观看者已经不能完全地看出图像的线条来,造成一种类似失色壁画的效果。艺术家本人提到,图像的模糊性导致观看者不知道这些人具体来自哪里。即当我们不知道这些面孔的背后所隐藏的“种族属性”,我们能够认出他们的真实本质,也就是人。

  这里艺术家利用“无知之幕”的概念:这个词来源于《正义论》,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最著名的著作(1921-2002)[1]中的一个精神实验。罗尔斯用苏格拉底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争议的意思;他的结论是争议是对待。怎么能重新创造出一个对等的社会呢?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不能让新法律的创造者知道自己未来的情况: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未来就是用“幕”隐藏的。如果新法律的创造者不知道自己未来处于新创建的社会的哪一个地位,他们不会给任何社会阶层或人指定任何特权。原因是他们将来也有可能不属于把握特权的那个阶层。为了避免将来自己属于社会的底层,他们肯定会创造出对人人都十分对等的法律。罗尔斯认为精神实验(包括忒修斯之船、恶精灵、无知之幕),如果使用的方式合理,能变成一种很有力量的哲学工具。

  《通俗人类学研究》探讨的问题也包括跟生物发生学和生物技术实验有关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虽然目前这种试验的目的不是让人的智力超越本来的样子,但是说不定遥远的未来这个领域的新发展和发现将会试图提高人大脑的能力;通过选择性地生殖和生殖克隆有可能会复制优秀人的特许基因组,把它们传达给未来的人。

  欧洲人还记得很清楚纳粹号称科学实验的计划Action T4;其实当时纳粹只是因为认为“不值得活下去”杀掉有病的人罢了。著作"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超智慧。路线、危险、策略,2014) 中,Nick Bostrom指出二战后的德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以提高基因遗产的质量为目的生殖实践。不过也许在一些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强烈的反对:为了提高本土人民的智慧,也许他们未来会考虑利用优生和生物技术的工具。

  基因实验带来的危险非常多。前文已经提到了,现在很多人感觉过去的优生计划还要重新出现。这种计划创造的效果是不可预见的。被人改造的基因或许会发疯,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

  关于智慧,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智慧的基因并不存在,并且生物学层面上我们不知道记忆和想象力具体是什么。DNA的改造能够改变人的身体特征,或者防止他生某种病,但是并不能改造认知过程。王广义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创造《通俗人类学研究》系列作品,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本质和信仰,没有明确定义的问题上。

  注:

  [1] 约翰-罗尔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对哲学和政治环境提到很重要的引导的作用(比尔克林顿和罗尔斯曾经经常在白宫一起吃晚饭)。他重新研究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康德和洛克创造的理论,也包括后来米尔顿、托克维尔和斯密的新版本。

来源:巽汇 作者:DemetrioPapar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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