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书法是一门历史足够悠久又独特的艺术，它承载了太多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对“传统”一词的所有寄托和敬重。当有人要打破和挑战它时，被传统派冠以“丑书”鄙之，留下了一地的偏见与误解。其实，在当今的艺术语境中，包容应该是艺术家的基本素养。

为了方便大家纲要式地快速学习和理解，我把中国书法的发展史简化为三个阶段：

 传统书法的五体 

首先快速梳理一下传统书法的五大书体，抛开甲骨文、大篆，小篆作为秦国的官方字体在“书同文”的国策下推向全国，代表为李斯/《峄山刻石》。后来，书吏们为了方便抄写和记录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办公文书，发展出了隶书，出土的大量秦简、汉简中可见，汉隶的经典有《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等。

东汉的张芝被称为“草圣”，代表作《八月帖》；三国的钟繇被称为“楷书之祖”，代表作《宣示表》。行书的代表无疑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东晋“二王”：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魏晋时期，还有不容忽视的魏碑，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

唐代，重法度的楷书进入鼎盛时期，其中的代表是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和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而草书的代表则是“颠张醉素”：张旭/《古诗四帖》和怀素/《自叙帖》。自此，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的巅峰已成。

宋及以后的书家都是在追求融汇五体的基础上，力求个人气息，以宋四家“苏黄米蔡”为代表：苏东坡/《寒食帖》、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米芾/《蜀素帖》和蔡襄/《陶生帖》。元代的赵孟頫更是楷书、行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胆巴碑》《洛神赋》。

 书法风格化的流行 

自从宋徽宗赵佶创立瘦金体开始，书家们就越来越强化作品的形式特征，融汇篆隶楷行草已经远远不够，需要标新立异的个人符号化，逐渐演变成书法风格化的一股潮流。

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 81.5×53.6cm 绢本设色

题款所用的瘦金体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明的书法家主要还是以继承传统为主，直到清代，特别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一批人，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在寻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代表人物有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介于楷隶之间,又有少许兰竹成分，（隶书又称“八分书”，）和金农的漆书，他们突破了传统书法的标准，树立了形式鲜明的符号化书法。

还有民国时期的李叔同创立的“弘一体”，作为饱经人世沧桑的得道高僧，他去除了书法中所有的锋芒与技巧，回归质朴的本我。现当代，更是有大批不入流的，自称“某某体”的书法。

 行为书写的实验 

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人在寻求变革，几千年的传统要想打破，困难重重。近些年，活跃于中国书坛的这些变革者，他们也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虽然其中不乏浑水摸鱼者，但作为观众应该给他们多留一些空间与时间。这些弄潮儿有“吼书”的曾翔，“射墨”的邵岩和“无意识书写”的王冬龄等等，他们也是传统书法功底很深厚的一群人。

曾翔，每一次的上场都是激情四射

他们打破了线条艺术的标准，破除了书法艺术的边界，走向了图像艺术、行为艺术，除了纯粹的情绪发泄，更多的是对于传统的“反叛”和“调戏”，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抽象化的画面，不再是字体形态的书法。

这一时期，我把它称为“后书法时代”，我们不再传统，书法早已脱离了实用的记录功能，只是这一次他们脱离得更彻底。

王冬龄的无意识书写，俗称“乱书”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人才济济，殊不知书法圈的这个“小便池”是日本人井上有一拎出来的，我们是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前行。

井上有一的表演式呐喊书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井上有一，在书法上率先走出了一条更激进、更颠覆的道路——行为书写，他的书写过程有很强的表演性和抒发性（甚至于发泄）。他是受到二战后盛行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洛克等人）的影响，意在表达人在书写过程中的不同情绪，有释放的、有压抑的、有无意识的等等。

这种情绪线条在当时的台湾设计界也颇受欢迎，随机的笔墨效果运用到日常的空间装饰中，很有东方的禅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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