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松最初拍下这个场景时，左侧被栅栏遮挡了，形成了一列模糊的阴影（下图）。他在那个瞬间就决定要裁去这部分，之后的打印都按照裁切后的样子进行。裁切使得画面的干扰元素被排除在外，让视线更聚焦于眼前发生的事件本身。

类似的构图调整也能在布列松的另一张照片“Livorno, Italy, 1932”（下图）中看到。布列松当时走在街上，看到一个站在门口读报的人，脸正巧被打结的帘子挡住了。他拍下了一张，后来又凑近了两步，舍弃了一些判定具体位置、环境、身份的元素，如地面、椅子和一部分背景，更聚焦于人的身体上。他之后更偏向选择（下图二）右边那张照片。

可以看到，布列松十分在意画面信息的有效性，并且会精确地告诉观众他想说的，去除他认为“多余”的部分。“Livorno, Italy, 1932”里，布列松并没有选择拍后裁切，他于在场时就决定重新调整。这里可以发现，尽管所有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由于读报人相对静态的情况，使得布列松有了再次调整的机会。

他对画面的趣味和故事性有着特别的偏好。在“Callejón of the Valencia Arena, 1933”（下图）这张照片里，眼镜片正好出现的反光构成了一个独眼监视者的严肃形象，背景里，焦外隐约探身而出的人则预示着可能的发展。SCARPBOOK 里显示，布列松当时连拍了很多张，连续的影像构建了叙事。布列松最后选择的照片里，监视者、小窗框和门框位置都处于较为舒适的视觉点上，构图更平稳，同时留给观众适当的想象空间。其他几张则很少被人所知。

在“Seville, Spain, 1933”（下图）的一系列底片里，布列松在西班牙一处废墙前把镜头对准了玩耍的孩子，他用横幅和竖幅不断调整拍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布列松早年少数被摄对象清晰地表现出意识到拍摄者存在，并为他摆出各种姿态的照片。最后选择的一张照片里，每个孩子占据合适的位置，使画面向内的关系产生一定的秩序。他没有选择一些太过混乱，或是明显夸张表演的照片。

另一张照片“Spain, 1933”（下图）里，布列松拍下了门栏后的父亲和孩子。单看这张，很容易觉得布列松抓住了两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一瞬。但看到 SCARPBOOK 中的其他底片打印照，你会得出一段不一样的故事。父亲似乎是假装不去用眼神回应镜头，孩子时而四处张望，时而看着镜头，变幻莫测，直到母亲出现，父亲才瞥来一眼。布列松之后用竖幅框下三人，女主人落落大方和男人的紧绷状态形成了对比。但最终，布列松还是更偏向于选择元素简单，且人物沉浸在自己状态中的瞬间。

事实上，布列松那广为人知的理念“决定性瞬间”一定程度出自他年轻时的兴趣和特长——打猎。1930年，布列松服兵役期间曾因没有狩猎许可证打猎被软禁；1932年，他远赴法国殖民地科特迪瓦冒险，在非洲，布列松也曾以打猎为生。某种程度上，“寻找猎物”的感觉引领了他之后的摄影观念。

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偷偷地拍是布列松偏爱的情境。这些照片的选择也印证了他的特点：布列松更偏爱简练的构图，传达有效信息和图片趣味，他更想要对象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状态，至少相机的存在并没有使他们临时改变预想的行为。就像广为人知的摄影书 The 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瞬间）的法文原版标题——Images à la Sauvette（偷偷拍下的照片）那样。

SCARPBOOK（剪贴簿）是 Thames & Hudson 出版的一本摄影书。二战期间，MoMA曾误认为布列松在二战中去世，准备为其举办回顾展。得知他仍幸存后，MoMA 决定继续举办一场关于他的展览。1946年，布列松带着300余张照片来到纽约，他买了一本剪贴簿，然后把照片贴在上面，给了MoMA的策展人。SCARPBOOK 是半个世纪后重新整理修复的版本，这些图像现在已经成为纪念性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