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它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也有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

但随后，云冈石窟如一块无字丰碑，寂立在大同以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少有人问津。

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学博士伊东忠太来中国考察满清建筑时发现云冈石窟，并写文对其介绍，才真正意义上将云冈石窟推向世界学术界。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先后在云冈石窟调查7次，陆续出版了16卷《云冈石窟》。这部文献，曾是世界研究云冈石窟的敲门砖，也代表了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

也因此，20世纪上半叶，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

国内就没有研究吗？

并不是。对于日本学者研究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提出了质疑，并进行论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也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

2006年，张焯上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次年春天，特去北大拜访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当时宿白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不能让“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局面持续下去，再不研究云冈石窟，你就是历史罪人。

2018年，宿白先生逝世，未能亲眼见证国内学者们在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即将打响的“翻身仗”，而这场“仗”算是了却了宿白先生一直耿怀于心的事。

这场“翻身仗”的主角是《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

2019年，集合云冈人近50年研究成果的《云冈石窟全集》20卷本出版。书籍里百余个超越时代的全新学术观点，其全面性、系统性、学术性方面超越此前所有著录，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是云冈石窟研究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2020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再次规划出版《云冈石窟纹饰全集》，来进一步填补研究空白。

这些年，云冈石窟也在不断丰富基础性研究，包括云冈编年史、云冈词典...“经过百年，在宿白先生和我们云冈人手里，如今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逐渐清晰、丰满”，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表示。

把云冈石窟搬出去，是云冈人多年的梦想

去过云冈石窟的人，内心深处受到的震撼无以用语言去言表，而这份感触并不是平面文献、学术文字或口头宣讲能比拟的。因此云冈人在研究的同时，也有一个梦想：如何让云冈石窟“走向”世界，而首先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从窟内走出去。

于是，云冈石窟研究院先后与北京建筑大学、浙江大学合作，复刻了第18窟、第3窟和第12窟。第3窟西后室整体长17.9米，宽13.6米，高10米，系世界首例大型文物遗址3D打印复制项目。

2018年11月，第18窟的一部分完成复制，15.5米高的立佛“走”进北京，与前者相比，第18窟复制窟可拼装、可移动，便于展示。

但洞窟本身体积庞大，复刻出的第18窟只能用绗架结构组装，搬运一次太费劲。

于是，高度大小合适的第12窟出现了。经浙江大学与云冈石窟研究院历时6年，突破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及传承中的多方面技术，最终用3D技术打印了110块2米见方的“积木块”，分6层拼搭出高8.5米、宽12.2米、入深14.5米的第12窟。

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可拆卸的3D打印数字化石窟。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开幕式现场合影

2020年12月25日，由雅昌文化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上海宝龙美术馆主办的，“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中，复刻的第12窟首次亮相上海。

上海宝龙美术馆现场 复刻第12窟

走进窟内，犹如穿越时空，四壁上14种49件乐器和飞天乐师，活脱脱演绎着一场1600年前的无声交响乐。第12窟也被称为“音乐窟”，是中国音乐史上最具价值的是洞窟。

本次展览让上海首次进入了1600年的“云冈时间”，也是云冈石窟继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之后，行走世界的第二站。

展览萃集云冈石窟研究院的精华成果，现场分为4个板块，除了复刻的第12窟，还有入口处“丝路寻佛记”呈现了一系列与云冈石窟重要出版物和老照片，从1906年伊东忠太的《国华杂志198号（支那山西云冈的石窟寺）》到2019年《云冈石窟全集》，记录了近百年来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文献及成果。

“匠心造丹青”板块

“匠心造丹青”中近80件文物，包含云冈石窟窟前、窟顶考古发掘的北魏至辽金时期文物，也有部分石窟里崩塌或附属的部分造像。

其中展示的瓦片、瓦当、陶片等建筑构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建筑风格。

30年代，国内文物流失海外，云冈石窟也不例外。目前已知的海外云冈文物有99件，其中展览中呈现了一枚圆锥体黑釉陶器，它是镶嵌在大佛眼眶中的眼睛，也是唯一一件海外回流的云冈文物。

这件文物由当时研究中国艺术的美国青年史克门在大同购得，半个世纪后，史克门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馆长退休，将这枚眼珠交给来访的王世襄先生，托他带回中国，交还给云冈石窟文保部门。

另外，展览现场有一件目前云冈石窟发现的唯一单体石刻造像铭文。1956年，在云冈第20窟窟前因早年崩塌的乱石场上，发掘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记》刻石，并非洞窟原刻，而是另于他处刻好后镶嵌于此。

可以说，这是北魏景明年间重修第20窟的重要物证。

展览也邀请策展人王纯杰，策划与当代艺术结合的“化象之境”板块。现场10位艺术家的20余件当代艺术作品，均从佛学文化中得到启迪，并通过装置雕塑、录像行为、绘画书法等多样性的艺术语言来呈现他们的感悟和体验。“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碰撞的成果，传统文化给我们向内体验的过程，艺术家从各自角度去发掘，又是向外的结果”，王纯杰提到策划想法时表示。

对于这类跨界结合，张焯保持开放态度，“北魏开凿的石窟风格，是那个时期现代与时尚的结合。把经历了1600年的时尚与今天现代时尚合二为一，表面上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实际也是不同时代最先进、最时尚东西的同台展示，丰富我们的眼界和认知。”

雅昌艺术网、艺术头条对话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

A：云冈石窟有45个洞窟，为什么选择第12窟来行走世界？

张焯：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工程，特别是早期开凿的洞窟，尺寸庞大，最大窟有20米高50米宽。据现在研究，当年对每个大型洞窟需要5到8年才能开凿成功，甚至更长时间。

随着上个世纪末，3D打印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入中国，给云冈带来了多年梦想实现的机遇。我们尝试对洞窟做复刻，在与浙江大学刁常宇博士合作前，就提出要最简单的“积木式”，垒起来就能搬着走的洞窟。

选择做第12窟，一方面它是云冈精华洞窟之一。云冈石窟见证了北魏对中国文化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石窟中有大量中西方建筑样式，如第12窟就有罗马建筑里中轴对称的特点。而在其前室壁面和顶部，有丰富的天宫伎乐景象，不管是汉代还是唐代，所保存的音乐人物形象支离破碎，而像云冈这样完整的，算是中华音乐史上的绝版遗存。

洞窟中出现的49件乐器，有中国的埙、古琴，也有西方的琵琶、筚篥、笛子、竖琴、箜篌等等。这些艺术样式，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宝库。

另一方面，相较于第3窟的10余米和第18窟的20米，第12窟的8米高度正合适。

A：第3窟、第12窟、第18窟都有复刻，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张焯：现在复刻的第18窟落地在北京建筑大学，第3窟成为青岛的文化坐标，永久落户青岛城市传媒集团广场。而第12窟因可拆装、可运输，我们希望它能够行走世界。

A：洞窟在复制上会有什么异同吗？

张焯：云冈石窟最开始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主要是用于文物资料档案库的建设，将所有洞库资料扫描存档下来。

我们必须要做好忧患意识，未来面对灾难性变化，可以将它完全复制出来。当然除了石窟之外，我们对整个单体文物或档案资料也全部数字化采集。

在这基础上，我们再进行3D打印复刻。现代科技发展只要你想到，肯定能实现，体量大的洞窟也可以打印，但方式需要变化。

所以我们给浙江大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不仅能复刻云冈石窟目前现状，还得复制云冈石窟不同时代的样式，比如云冈石窟刚开凿时最原始、最真实、最美丽的形象。

数字化也要渗透到云冈石窟的保护中，在进行保护工程之前，通过数据库对整个洞窟存在的病害进行分析，来预判保护修复方案，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说，数字化技术有很广阔的前景，要不断探索其未来的使用方法和途径。

A：20卷本的《云冈石窟全集》与此前16卷《云冈石窟》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焯：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的16卷《云冈石窟》只有1711幅黑白照片，而且摄影是“选美式”，云冈石窟中期的外立壁、龙王沟的中小石窟没有收录其中，展示内容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70年前云冈石窟相当于是一块无字丰碑，历史上记载很少，所以书籍里对云冈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不可否认，16卷《云冈石窟》创建了云冈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首件新云冈学的作品。

而2019年的《云冈石窟全集》，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编纂过程中的新突破、新发现不胜枚举，如历史上首次全面披露窟前考古成果，并首次通过电脑模拟呈现了第20窟早已坍毁的西立佛等等，极大带动了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

我想，未来云冈学会在更大范围、更开阔的学术领域中开拓建设。

A：在云冈石窟巡展中，有一站是日本。

张焯：日本对云冈非常感兴趣。众所周知，云冈石窟研究先由日本学者将其推出，但这些年我们中国学者逐渐在云冈学上更丰富、完善，使云冈学走向了新时代。

云冈学是大范围的学问，不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地质学、宗教学、建筑学、美学甚至音乐舞蹈，还有保护技术。未来的云冈、云冈学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A：这次展出的考古文物与云冈石窟之间有什么联系？

张焯：现在这些文物绝大多数是云冈石窟塌落下来的文物体，也有一部分文物正是征集回流。

云冈是砂岩体，质地并不太结实，随着时间推移，洞窟会坍塌、裂缝、崩毁，文物掉了下来后藏在地下。目前掉落和挖掘出土的文物大约有几千件。

1992年到1993年间，我们曾进行窟前考古发掘，后在2002年到2008年的考古中，发现了两个北魏寺院，出土大量北魏、辽金一直到明清的不同时代、类型文物，丰富了云冈的文化内涵。我们现在正对这些文物进行整理，并将在明年出版考古报告，这也是未来云冈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另外，近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大同周边也出土了大量北魏墓葬，几乎均有云冈沙岩雕刻的随葬品。我们这些年也逐步在征集回来，丰富云冈雕刻内容。

A：我们现在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张焯：云冈是中华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国人的智慧、理想、情怀、包容、大气，在云冈表现地淋漓尽致。

我们经常说大唐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高峰，大唐由何而来？余秋雨去云冈石窟后写了两篇文章《西天梵音》和《从何处走向大唐》，大体核心指出，大唐的艺术高峰是从云冈、龙门走过去，说明了云冈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云冈作为世界艺术主脉的一个分支，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的研究对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极具重要价值。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必须站在帕米尔高原的山顶上来瞭望，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也是，跨地域、跨时空是未来研究必须坚守的角度。一定要把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为社会服务。

A：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来源：雅昌专稿 作者：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