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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自序

明嘉靖年出贪官,也弘扬反贪正气。一朝首贪严嵩被罢官抄家,其家产清单账目众多,文字数量竟然达六万余,不但成书,还竟然出版,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反讽的是,书名又竟然称为《天水冰山录》,意为“太阳一出冰山落”,充满对正义的歌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被劾削职,其子严世蕃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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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王世贞说:“分宜(按:严嵩)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1]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严氏抄家账目记录了其20年主政期间之鲸吞物品,可谓当朝的财富博览。琳琅满目的珍奇宝物中,记载了一些与“(黄)花梨”相关之器,计有九处,如“牙盖花梨镜架一个”“花梨小木鱼一个”“玉厢花梨木镇纸一条”“花梨木一拜帖匣一个”“牙厢花梨木镜架一个”“花梨木鱼一个”“小花梨木盒一个”“花梨木锥一件”及“素漆(按:髹漆后未加纹饰)、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每张估价银一两”。这是明代史料中最早成系列关于黄花梨家具的记载。(明 佚名:《天水冰山录》,神州国光社,1936年)

此书中关于严嵩府内家具的记录极多,多达八千余件家具中,大多是大漆、嵌螺钿家具。其中大型者有“屏风、围屏共一百零八座架”、大理石螺钿雕漆“床共一十七张”,“各样床计六百四十张”。严家很少的黄花梨器物中,没有大器型的,如没有黄花梨之桌、案、椅、屏风、罗汉床、架子床等。其所记载“花梨”家具种类稀少、级别较低,同时数量极少。可见嘉靖年间,黄花梨家具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其文字中“素漆凉床”和“花梨凉床”一起记录,表明黄花梨家具初始使用,在当时匆忙和混乱的资料记录中,黄花梨凉床尚未单独立项,尤其是估价为“一两”白银,价格低廉不抵漆饰家具,还引起了当代一些研究者的疑惑。每张黄花梨凉床价值“一两”白银之原因,可以如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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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历代查抄赃物的价格折算,不乏当局操柄者营私肥己的勾当,是权力行为,不是市场行为。正如清嘉庆皇帝下令抄查清代贪官和珅家产时,便有此类感触,指责变卖价格为实际价值的十之二三。

其二,当时黄花梨家具刚刚问世,价格尚不透明,没有广泛认同的市场标准价格。其二亦助其一奸道可行。

另外,嘉靖初年,朱宁因私通宁王被捕,其抄家财产清单上,对花梨器也仅仅有一点记录:

乌木盆、花梨盆五,沉香盆二。织金鹤二对。织金蟒衣五箱。罗钿屏风五十座。大理石屏风三十座。围屏五十三扛。苏木七十三扛。(明)佚名:《天水冰山录》附录,神州国光社,1936年。)

其抄家财产中,仅仅有五个乌木盆、花梨盆,这也是嘉靖年乌木、花梨器物种类尚少的另一个辅证。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年代有两说,一是明嘉靖年,一是明万历朝。故事中心地点是山东临清县。书中描述的漆饰家具多达几十件,却找不到黄花梨、紫檀等硬木家具的踪迹,这也与上述两个史料的逻辑吻合。

无论如何,《天水冰山录》的若干文字是多种“花梨家具”初现的准确史料。1565年,作为一个事件年,可视为黄花梨家具、明式家具的肇始元年。

对明式家具的出现和使用,学界前贤搜罗钩沉文献史料,还提供了其他明确的年代证据,其要者如下。

明万历朝松江地区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说:

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明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以上是苏州和云间(今上海松江)地区的状况。

万历朝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说明御用监职司:

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鸡翅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栊、螺甸、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皆造办之。(明 刘 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此为京师中枢的情景。

科学的考古出土文物是最重要的物证,在上海市宝山区明万历朱守诚夫妇合葬墓中,出土有紫檀栏杆式砚屏、紫檀笔筒、紫檀瓶和竹雕紫檀盖香筒。这些遗物为万历朝制造硬木器物最有力的物证。(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明朱守诚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

明清时期,乃至更早,“黄花梨”被称作“花梨”“花狸”“花榈”。起码在清雍正、乾隆宫廷《造办处活计档》《贡档》《进单》中可见大量的紫檀、花梨家具记载,其中的花梨家具无疑是指黄花梨家具。

“黄花梨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年间,在为慈禧皇太后修建陵寝时,庆亲王奕劻奏请陵寝内使用黄花梨木。光绪二十三年史料记载:

己卯,庆亲王奕劻等奏,菩陀峪万年吉地,大殿木植,除上下檐斗科,仍照原估,谨用南柏木外,其余拟改用黄花梨木,以归一律。(清陈宝琛、世续:《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六,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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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记载:

癸丑,谕军机大臣等,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东西配殿,照大殿用黄花梨木色,罩笼罩漆,余依议。(清陈宝琛、世续:《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七,中华书局,1987年)

可见,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黄花梨”之名出现。

综合上述诸项资料,可以认定,黄花梨、紫檀家具初出于明代嘉靖年间,比较普遍使用于万历朝间,嘉万年间属明代晚期。

明清之交,国祚更替,神州动荡,大明的靡丽奢侈世风,经过短暂的收敛,悉数被大清承袭。康熙朝之后,硬木家具的使用更是一路高歌猛进,以黄花梨、紫檀制作的明式家具达到高峰。

明末清初的海禁应该对明式家具原材料的进口有一定影响。明崇祯朝,福建漳州月港海关被关闭,又沦为走私的大本营。泉州的安平港、厦门港等其他沿海口岸重操走私旧业。顺治十三年(1656年)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禁。

禁令不能完全阻断走私的通道,历代如此,明清两朝也一样。贸易是社会刚性的需要,任何时候,闭关锁国总是难以根绝走私贸易。明代隆庆开关很大原因是向“私自出海”让步。此前,漳州月港已经沦为走私的大本营,成为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中心。而崇祯年闭关以后,东南沿海走私活动又卷土重来。

据清廷造办处档案披露,雍正一朝13年,宫中使用黄花梨家具日趋减少,而新造紫檀家具数量逐渐增多。但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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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硕雍亲王的《十二美人图》和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60岁寿辰贺礼的紫檀大围屏显示出,在清康熙晚年,清式家具已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明式家具的结束,明式家具的退潮伴随清式家具的来临,两者犬齿交错进行。

清乾隆朝宫廷制作、进贡家具的档案尚未完全整理出来,笔者在造办处木作“清档”和家具“进单、贡档”的抽样资料中,发现乾隆朝进贡档案中记载:乾隆十六年,河南巡抚进花梨画桌二张、花梨琴桌二张、花梨边绢心花卉十二扇、花梨边绢心山水十二扇、画金边金心花卉十二扇。(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附录,页375、381,胡德生整理《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此后,清宫 “进单”与“贡档”中对紫檀家具的记载已为海量,而黄花梨家具的记载几成断档态势。

笔者认为,如果为明式家具历程的结束寻找一个标志年,那么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河南巡抚此次进贡大批量的黄花梨家具,可视为明式家具的落日余晖,是黄花梨家具末期的重要结点。

虽然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后,黄花梨家具还有零星进贡,但黄花梨家具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江西巡抚海明进花梨宝座一座、花梨香几一对、花梨书桌一件、花梨膳桌一对、花梨炕书架一对,均为“雕刻竹式”。(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附录,页375、381,胡德生整理《乾隆朝“宫中进单与贡档”》,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这些黄花梨家具来自明式家具非主流生产地区的江西,且式样为“雕刻竹式”,已为清式家具。

日后,全部的清廷家具档案完整梳理后,我们会看到更细致入微的记载,明式家具结束的具体年代的确定可能有微调,但不会超出这个时间框架太多。

如果以雍正末年为明式家具结束年代标志,可能更简单化一些。但是,匠作工艺与皇位更替不完全相一致。由家具形态自身看,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转变也是交叉的、拉锯式的,而非一刀切。

明式家具与黄花梨家具并非同一概念,但前者以后者为主要载体,而后者的形态也主要表现为前者,两者具有极大的交叉性。

这里要明确一个概念,笔者所云的“明式家具”,专指明晚期至清早中期这一历史阶段,以黄花梨、紫檀为主体的硬木材质家具。明式家具作为专有的学术概念不含有大漆家具和柴木家具。

硬木家具与漆柴木家具是属于古典家具母文化中的两个子文化系统,有各自的发展链,独自运行。在作类型学梳理、年代考究时,它们不可混为一谈。

另有研究者指出,晋代崔豹《古今注》对紫檀已有记载,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已有花梨的记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晋唐以下,与黄花梨、紫檀相关的文字不绝于史册。其间,民间百姓的实际使用也理所应当地存在。长久以来,海南岛居民将黄花梨木作为中药材,主治行气、活血、止痛及內伤,外敷亦可用之止血。同时,老百姓就地取材,打造简陋粗糙的家具,或将其制作成房梁、锄头把、家畜食槽等。诸如此类,与本书所谈紫檀、黄花梨所做的明式家具普遍使用的起始年代并不矛盾。

笔者着眼的硬木明式家具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专指内陆地区沿袭、遵循宋元明以来木器匠作法则,具有强烈工艺色彩的硬木家具,它们使用框架结构、榫卯工艺和攒边打槽装板工艺,甚至它们的式样都有一定的程式化。二是它们作为商品广泛地流通于社会。

如此,各时期当地居民就地取材打造的家具不在明式家具之列。明式家具作为一种制作运动,其出现背景有二:

一是在明中期以后,中国处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萌芽状态(旧称“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少数人财富的快速聚集带来空前的奢靡消费之风,高档工艺品和一切珍贵的原材料需求十分强劲,硬木材料通过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贩运至内陆。

各种匠作文化与财富的结合,是历朝历代物质文化建树的支撑点,包括明式家具在内的传统工艺品也不例外。财富是激发工艺创造的动力。在没有人买单的情景下,包括明式家具在内的优质产品及其工匠精神都是妄谈。

二是贸易激发和促进了古老的木器匠作文化的发展。明隆庆元年,政府一方面要化解海上走私的困局,另一方面要增加税收,解决财政之难,遂有隆庆开关。海禁之开放,民间海商海外贸易如久旱逢甘霖,包括硬木原料在内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晚明之时,政治松动,经济繁荣,市场开放,文化活跃。明式家具大戏只能是在这样特定的锣鼓声中开场。明式家具在财富、市场、工艺激荡中,留下了太多的故事,让我们慢慢品读。

鉴于历史学分期的规范,笔者以有确切纪年的事件为明式家具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认为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结束,这是漫漫的180余年。其间横跨两个王朝,人世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80余年的历程意味着明式家具是一个漫长、丰富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这个年代跨度的确定,也为对明式家具器物进行年代排队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的各类别工艺品如瓷器、玉器等,今人基本完成了年代的类型学排队,即器物的相对年代排队。而明式家具此类探讨虽然偶有出现,但系统性的建构一直阙如,本书就是这种建构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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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明式家具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末期,对应的年代为明晚期、明末清初、清早期、清早中期。大致的时间为:明晚期,由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明末清初,由明天启年间(1621~1627)至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清早期,由清康熙初年(1662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早中期,由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

明式家具缺乏系统的有明确纪年的器物,难以系统确定家具年代。然而,明式家具整体的年代梳理的破局绝非彻底地欲渡无舟,考古类型学的原理、方法论和古典家具行业的各种经验可以担当此任,本书便是利用这些原理、方法、经验的一种努力。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开篇时说:“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将各时代之文学当做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以看出许多变化。”(钱穆:《中国文学史》第一章,天地出版社,2015年)明式家具史也是一条激荡的长河,在明清之际奔腾向前,让我们看看它们如何逝者如斯夫。

来源:雅昌发布 作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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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歌手李心海

      体现了明式家具的研究
      02月前 0
    • 歌手李心海

      👍🏻赞
      02月前 0
    • 龙凤佛艺术收藏

      👍
      02月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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