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数字化在国内石窟寺的应用已是一门显学。学校、石窟和企业等都贡献着力量，努力与国家和民族同频共振。

我们惯于歌颂奇迹，但别忘了，英雄一开始也是普通人。所有的劳动者都应该被赞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被表彰。

“我到云冈十八年了，一直在想怎么让云冈走出去。”

身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至今都记得十几年前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目睹敦煌大展时恢弘的现场和数字化的呈现带来的刺激，他很想云冈也能举办同类展览，但一直难于找到合适的办法。一方面因为云冈石窟规模甚大，每个洞窟都有千尊佛像，造型各异，如依赖传统方式复原至少得等待几十年。且相对敦煌壁画而言，云冈石窟多为高浮雕，即使使用数字化方法，不仅工程量巨大，数字化呈现的难度系数也更高。

综合这些困难，张焯颇为沮丧。但不久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刁常宇告诉他：可以借助3D打印的手段实现。

张焯很吃惊。然而，一开始他不敢相信。因为最初他觉得数字化只能用于保存资料。于是提议：我要傻瓜式如积木般的快捷搭建，无需专业人工便可操作。

没想到，不仅梦想成真，最终效果还远超张焯的想象：自动化旋梯分块上吊，直接到位。“所以我觉得这实际是一个科研项目，每个细节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晶。”

2020年6月，浙江大学和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云冈石窟研究院承办的“魏风堂堂：云冈石窟的百年记忆和再现”学术特展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厅二与展厅三）开幕。展览运用数字化科技制作的云冈第12窟1:1复制窟使观众得以在展厅内身临其境地感受石窟的空间和雕塑成就。

此复制窟是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完成的世界上首个可拆卸的3D打印数字化的石窟，依托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和3D打印技术，在对云冈石窟实施信息保护的同时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活起来”并“走出去”，迈出了“行走”世界的第一步。

“这么小的投入，这么快的速度，实现了云冈走向世界，是我们这辈子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希望将来我们能进一步在文物考古宣传工作方面做出更大的事情。”

张焯深情寄语。

据统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寺及石刻超过三百处。石窟纵然可以免遭雷火的毁灭，但依然遭受着风化、水气侵蚀等自然病害，以及历史上的人为破坏、被盗流失。让石窟文物永久留存，是石窟寺数字化工作最初的动力，也是最具紧迫性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数字化不仅在物理层面让文物得到留存与展示，还能得到关于文物的更深层次信息，从而理解古人的人文情怀、科学态度和技术创新。

其实，石窟的数字化比壁画难得多，虽然当下技术的快速迭代为石窟的数字化提供了丰富手段，但如何让技术合理适用，则需要大量因地制宜的具体工作，以及更多人员的深度奉献精神。

时代众浪

刁常宇强调，这个过程中双方都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在技术方法上有突破，云冈则提供了学术上的指导，整个过程非常艰辛，也留下了很多遗憾，仍然有很多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突破，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把阶段性结果呈现给世界，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世界上第一例，等再做第二例时，期望能够做得更好。”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是山西人，家乡和工作的深度链接让她对这项事业充满感情，感触极深：“这样的工作能够在中国完成，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唯一的：一，真正国家战略的支持，我们有真正的需求；二，我们真的有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这件事情也是可想而不可就的；三，我们有真正的技术，如果目前我们的数字化技术，打印技术、工程技术、材料学等各个方面都没有达成今天的水平，这也是不可以完成的。还有我们这些人真正的贡献心，所有的合作团队就愿意在这个时代里去奉献自己，我觉得这诸多因素才凝结成这个结果。”对她而言，这不仅是工作，更是责任：“我们身体力行这么多年，也希望在这样的时代为世界贡献卓越的中国知识。”

他们的背后，是深浸数字化探索二十余年的浙江大学。

这二十余年，恰与中国文物数字化领域的时间相始终。

“数字化已经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而浙江大学学科综合的优势恰恰与文物数字化的要求耦合。”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邬小撑觉得“魏风堂堂：云冈石窟的百年记忆和再现”学术特展中，计算机学科和艺术考古学科的融合和交叉极具代表性，但是从展示内容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今后还会吸引更多的学科参与交叉融合。

“让我们青年学子通过这样的展出感受到所学知识具有面向未来的价值，这可能也是体现高校立德树人责任感和成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邬小撑认为文化自信需要具体的措施，也需要相互沟通，“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非常强大，如何展示这种力量？我想浙江大学就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人。”

当下，云冈石窟的数字化工程已迈出坚实步伐，浙江大学将继续探索除云冈石窟外更多石窟的共通可能性。“浙江大学在努力探索一种支撑中华瑰宝走出国门的科技创新模式，这是我们正在着重考虑的，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扎根大地办大学的使命所在。我们和国家民族命运同频共振，面向未来，浙江大学将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原创贡献。”邬小撑说。

2020年9月，中国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研讨会暨“云冈石窟行走世界”发布会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行

其实，文物数字化领域的探索最早产生于国外，中国相对起步较晚。但近些年，中国政府对此方向的关注和支持力度远超其他国家。目前真正有能力、有实际动作构建这种大规模资料库和融入数字化保护的国家，几乎只有中国。

2020年9月28日，中国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研讨会暨“云冈石窟行走世界”发布会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举行。雅昌文化集团总裁彭干出席并与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雅昌文化集团艺术教育业务总经理肖伟文汇报了云冈石窟行走世界计划，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中国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研讨会暨“云冈石窟行走世界”发布会现场 雅昌文化集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五年，雅昌将与云冈石窟研究院携手推进云冈石窟艺术大展的全球巡展计划。雅昌将以第一站的成果为基础更新迭代，在山西省文物局、云冈石窟研究院的指导下策划好展览内容，以传播云冈文化为核心主线，通过馆藏文物文献、3D复制石窟、数字互动内容、当代艺术作品、文创产品五大核心内容，将云冈石窟中的历史与文化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体验到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和学术价值，让云冈石窟走出去、活起来。

李志荣总结道“中国石窟寺二十余年的数字化进程，就是一个数字化技术针对石窟这一特殊领域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管理者和研究者逐渐认识接受数字化技术，并与之融合、充分利用它到各个领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石窟寺的数字化已从学术圈走到了真正的公众。”因此，数字化采集的困境解决后，如何解决存储和应用，以便真正地让这些数据有生命力，能够为我们的保护、研究、管理、展示和公众服务等起作用，又是急需解决的新问题。

2020年9月14日，浙江大学中标一项新工作：云冈智慧机房项目。

这又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勇敢尝试，强大算力的支撑将为后续海量数据的活化运用提供全新可能性。

“我们想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践实体保护和研究，最后真正达到把中华文明传承下去的目的。”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说。

作者：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