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图像学观察

我国熏香的历史源远流长，与熏香有关的器具种类丰富、不胜枚举。汉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熏香器具当属博山炉。博山炉因层叠山峦状的炉盖而得名，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流行，并在汉晋时期长盛不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漆金银竹节铜熏炉（图一）造型别致，气韵优雅，堪称汉代博山炉当中的精品之作。

图一  汉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通高58厘米，底径15.5厘米，通体鎏金，局部鋈（wù）银。从下而上可以分为底座、炉柄、炉身、炉盖四个部分。底座呈圈足状，高7厘米，上面镂雕两条昂首张口的蟠龙咬住炉柄。炉柄呈竹节形，共分五节，上面刻画出竹叶枝杈。炉柄上端围铸出三条蟠龙，龙身呈“S”形，龙头向上承托起炉身。炉盘和炉盖分别铸成，以子母口扣合。炉身下腹部刻划出十个三角形连成一圈，每个三角形之内雕刻兽纹。上腹部装饰一圈纹饰带，浮雕四条龙，底色鎏金，龙身鋈银。龙呈张口嘶鸣状，龙首回望，身子在汹涌的波涛中若隐若现，身上的鳞片清晰可见，整体造型充满张力，栩栩如生。炉盖为博山形，透雕层峦叠嶂的山峰，并用金银加以勾勒，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水画[1]。山峰上有若干个小孔，可供香气溢出。

 以往对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器用”层面，将其作为一件熏香用具进行考察。而当我们将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视作一件艺术品时，其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装饰母题都成为了有意味的、基于当时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下的特定形式体系，反映出其作者或所有者的个人意趣，或是当时社会群体的集体风尚和取向。本文将试图从图像学的角度考察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最鲜明的装饰元素是“山”(图二)。“山”在我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一直是天命、神权的象征，这源于历代帝王于高山之上举行的祭祀仪式。《管子》《史记》中均记载了上古七十二王封泰山之事。尽管这可能只是关于古人对山的原始崇拜的一种想象性的追忆，但也反映出自古以来山与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秦始皇即位后，率文武百官在泰山举行盛大的封禅典礼，丞相李斯作《封泰山碑》，成为第一次有完整记录的封禅仪式。汉武帝先后七次祭祀泰山，并五次行封禅之礼，程序繁琐的仪式往往要持续数日。此后的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均在泰山举行过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古代帝王“礼不减其烦”地祭祀山川，实际上是借山之高远，搭建起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借助上天的意志，使君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得到确认，以此达到教化人心、巩固统治之目的。 

在这些封禅典礼中，熏炉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礼仪用器。实际上，焚香祝祷一直都是古代祭祀礼仪中的重要环节。《周礼·春官》中记载“以禋[yīn]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禋”、“实柴”、“槱燎”都是通过熏烧香草的方式与神灵沟通。汉代虽没有明确的史料表明封禅活动中会使用到熏炉，但可以推想这种做法很有可能被沿用下来。

图二  博山形炉盖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与皇权的联系可以从熏炉的铭文上得到印证。炉盖口沿处刻一圈铭文“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圈足外侧刻一圈铭文“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一具，并重十一，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内者”为秦汉时期的内廷官署名，为少府属官，《汉官仪》中记载“内者，主帷帐”。“尚卧”为内者的属官，掌管主人寝卧起居[2]。“内官”、“寺工”均是汉代负责宫廷造器的官职[3]，结合“未央”铭可知，鎏金银竹节铜熏炉是由汉代工官生产并专供皇室使用的，原为未央宫之物。从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所发现的精美的铜质博山炉基本上都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之中。可以说，博山炉的兴起正是源于统治阶级的推崇，是皇家意志的体现。由此看来，在汉武帝构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背景之下，寓意皇权至上、君权神授，彰显天子功业，盛世太平的博山图案被融入具有礼器性质的熏炉当中，其中的象征意义和教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忽视的是，“山”的意象与秦汉时期十分流行的神仙方术之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的寿命普遍不长的古代社会，人们希望通过自身修行和服食丹药达到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境地。当时人们认为，在东海之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隐藏着永生不死的秘密。这一美好的幻象引得商周时期的诸侯王们趋之若鹜。《战国策·楚策》记载有方士向楚王进献不死神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提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神仙方术在秦汉时期发展更甚。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前往东海仙山寻求不死仙药。汉武帝笃信神怪之说，身边縻集的方士不计其数，“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汉武帝在他们的蛊惑之下，还亲自去往东莱山拜会仙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汉武帝对神仙思想的推崇，使得两汉社会从皇室贵族到黎民百姓均对神仙世界充满了兴趣和向往。博山图案便是汉人观念中仙山、仙境的生动体现。人们将这种图案元素巧妙地运用在熏炉的造型设计当中，袅袅升腾的香烟仿佛海面上升腾起的雾气，博山形的熏炉在青烟的掩映下更显得瑰丽神秘，给人以无限遐想，激发起人们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强烈愿望。 

除了“山”这个典型意象以外，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龙”的装饰元素也体现出熏炉的皇家背景。整个熏炉上共铸有九条龙。其中两条龙对称镂雕于底座之上，龙身盘曲，龙头上扬，张口咬住炉柄;三条龙位于炉柄上方，龙身从炉柄中延展而出，龙头上扬承托炉身;炉身上浮雕四条龙，首尾相接腾跃于波涛之中，姿态张扬。九条龙位置不同，形态不一，使“龙”这一想象中的动物幻化出不同形态，彰显出非凡的皇家气韵。熏炉上的龙不光起到装饰作用，还巧妙地成为熏炉构件的一部分，在底座、炉柄和炉身之间自然过渡和衔接，削弱了厚重的底座炉身与细长的炉柄之间的强烈对比，使熏炉同时具备了精致纤巧和端庄大气的特质。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炉柄为拟物的竹子形象，共分五节，竹节上还精雕细刻出竹叶。竹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有着超出其物质本身的丰富内涵，它以本固、身直、空心、有节的特性，被看作是君子树德修身、立德立志的典范。《诗经·卫风·淇奥》中就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开篇，来比兴君子的品德和才学。汉赋和汉乐府中也不乏以竹咏志的词句。应当说，在汉武帝完成思想统一、宣扬教化的进程中，竹的意象是儒家思想乐于使用的主题。

图三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的兽纹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炉身下部三角形内填充的纹饰(图三)也值得特别关注。原考古报告称之为“蟠龙纹”，“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蟠龙纹壶盖上的金龙纹饰相似”[4]。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一动物图案尖喙、圆眼，头上有卷曲粗壮的双角，角的末端表现为尖喙圆眼的兽头状，与该动物本身头部的形态相似。该动物的四蹄舒展，前肢呈奔走状，后肢向上翻转。这种勾喙有角蹄足动物形象与蟠龙纹壶上的纹饰明显不似，应当与龙无甚关系。考其内涵，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牌饰上找到源流。林沄先生在《欧亚草原有角神兽牌饰研究》一文中提到，这种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身、角部饰有勾喙有耳的猛禽头的神兽形象与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古冢中墓主人身上的刺青形象(图四)十分类似，这一装饰题材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上广泛流行，是草原游牧民族牌饰、冠饰上常见的图像元素[5]。出土于陕西纳林高兔战国墓、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另一件文物——金怪兽与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的神兽纹当属同一母题。至汉代时，这一题材的牌饰被中原工匠们仿制，常见于汉代高等级墓葬中，表明这种有角神兽的图案被汉代上层贵族所接受并喜爱。

​事实上，在以往对博山炉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关注到博山炉与异域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在《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中指出，博山炉的原型有可能是公元前10世纪起流行于西亚地区的带锥形盖的香炉，这种风格的香炉经由西伯利亚或中亚传人中国，被改造为符合中国传统山岳信仰的本土化形象[6]。目前已发现的汉代博山炉多为矮柄的豆形熏炉，像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这样的长柄熏炉在中国本土少之又少，却在西亚地区非常流行。一件发现于土耳其，被著名收藏家曼尼尔夫妇收藏的青铜熏炉(图五)，有锥形阶梯状的炉盖和分成三截的细长炉柄，炉柄上端围铸三只走兽承托炉身，熏炉底部由三个支脚支撑，每个支脚上还铸有鸟形装饰物。罗森认为，这类熏炉有可能就是鎏金银竹节铜熏炉样式的来源,中国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加工，阶梯状的锥形炉盖被转化为层叠的博山形，细长炉柄被设计成中国人熟悉和推崇的竹节样式，而用来装饰和承托的鸟和兽的形象被转化为象征皇权的龙的形象。虽然博山炉样式的原型来源于西亚这一观点尚缺乏考古学的证据，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文化传播路径，但无论是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上的有角神兽纹样，还是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与西亚长柄锥形熏炉在造型上的相似度，都暗示着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某种可能。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不仅是汉代博山炉当中的经典之作，更是汉代皇权意识和神仙思想的生动再现，是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儒家思想、神仙方术与外来文化交织融合的产物。汉朝经过文、景两朝“休养生息”的不断积累，终于在汉武帝之时一扫汉朝建立之初积贫积弱的局面，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发达的社会经济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地方性文化荟萃凝聚，相互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与民间信仰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凡此种种让汉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异彩纷呈的格局和特征。汉文化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创新性也充分地体现在鎏金银竹节铜熏炉这件作品当中，使其具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堪称汉代思想文化艺术的结晶与典范。

注释

[1]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2]秦进才：《阳信家铜器铭文考订》，《文物》1984年第9期。

[3]周雪东《秦汉内官、造工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陆德富：《寺工续考》《考古》2012年第9期。

[4]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5]林沄：《欧亚草原有角神兽牌饰研究》，《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6][英]杰西卡·罗森：《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463-482页。 

图片来源：图一、二、三，摄影：郑华

图四、五，来自原文文章原载于《文物天地》2018年08期

（文章转载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