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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CAT工作室2020”特邀艺术家静远驻地项目（8-11月）的阶段工作采访
OCAT研究部：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了这次的OCAT驻地项目？
静远：五月份的时候，策展人王景听说我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在公益机构给女工开写作班，就问了我关于这个方面的事情。当时正好我在给一家名为“绿色蔷薇”的社区公益机构开线上写作课，就连带把我和这个机构以及其的所在地（深圳牛始铺社区）的情况和她讲了一下。在熟悉我的工作脉络以后，王景觉得邀请我来做驻留会有助于我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个社区。而且，她还很有预见性地提出，这些在疫情期间和女工的写作互动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加立体、跨领域的呈现。我之前写作班都是线上的；听到现在能有机会实地工作，我感到真是再好不过了。在之前我仅仅去过一次绿色蔷薇：那是去面见我的写作班学员。当时她聚集的女工写作者，还有整个社区的现状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希望我能为她做点什么。
绿色蔷薇所在地，深圳牛始铺（图片来自网络）
等绿色蔷薇开门的女工和孩子们 （摄影：静远）
OCAT研究部：给女工上写作课这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
静远：在自己项目框架下开课，还有后来在公益机构开课，都是这两年的事情。开写作课应该说不是我的专长；但“写作”一直在我工作的脉络里。
更具体是这样的：我一直关注和实践的是不同人群的写，以及这些写面面相觑、不断卷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比如，在我一直做的《写母亲》项目里，有一个奢望就是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人可以一起参与进来，给对方写信或者交流。
在泰康空间呈现的《写母亲》项目现场（摄影：静远）
这个奢望最后被证明确实是奢望。而其中，工人会非常快速地被这个“写”字排除在外。由此我开始专门关注工人的文学创作+日常表达、以及它的产生背景和未来的可能。这个兴趣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开始认识了一批在北京热爱写作、立志写作的家政工。2019年，我和宋轶、学者李鹏飞一起申请到了BEIJING 22项目的资助。在这个框架下，我开始给少数几位认识的家政工系统地开课，指导她们阅读和写作。历经大概一年后，这个项目有一些不错的产出，同时也检测出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后来我就想不要单纯纸上课上写作，可能把我在《遍插茱萸少一人》里的工作方法延续到更多的人群里会更加适合一点（注：这个工作方法主要是以写作为起点，和非艺术专业的人群合作创作，通常会有展示和出版）。
2018上海双年展《遍插茱萸少一人》项目现场之一（摄影：静远）
OCAT研究部：与这些公益组织 工作的契机分别是什么？
静远：第一个合作机构是北京鸿雁，直接的契机是疫情。当时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做不了，鸿雁需要做一个线上活动。而它的机构负责人也特别敏锐地观察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家政工少有的“闲了下来”，而且可能也很“需要心理出口”。她和尖椒部落合作组织了一个叫“封闭与流动——疫情中的家政女工”的征文活动，她希望我可以辅导她的家政工姐妹，帮助她们投稿。【封闭与流动：疫情下的家政女工|征文汇总】
和绿色蔷薇的合作要更加“去机构化”一点，因为她们辐射人群比较年轻，而且有长期用“艺术”来表达的传统。相比而言，绿色蔷薇和她们的“服务对象”关系还是很特别的：机构负责人丁当是女工出身，机构的员工也都是来自女工背景。加上她们是具体在地的，所以她们和服务对象就比较自然的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一起成长的状态。所以文艺在那里除了帮助“安放心灵”以外，也是一种耳濡目染和一种积极的发声。
绿色蔷薇每周组织的露天电影放映，吸引着固定数量的孩子和家长，还有路过的人。（摄影：静远）
总体来说，我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建设自己的文艺队伍”越来越成为和女工有关的公益机构的一种工作方法。她们正积极的动用谱曲唱歌、报刊、诗歌、戏剧、甚至是录制抖音小品来给女工提供心理空间和表达空间。在中国语境下，这个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的文艺语言是否和传统左翼文艺有一定的契合，我还没有答案。不过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方法、功效、过程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它的质量和深度。可能也是因为想去弥补这个关于质量和深度的遗憾，我在写作班里试图尝试创造这些特质可以生根的条件，包括向她们推荐读物、强调培养写作习惯、系统介绍“寻找自己的声音”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等等。
蔷薇文刊第一期，后因资金问题暂时停刊 （摄影：静远）
OCAT研究部：在公益组织框架下工作有什么体会？
静远：在疫情中，我们看到，可以第一时间帮助弱者的是公益机构（甚至主要是草根的公益机构和团体）。他们在现场递出一副副口罩，弥补着社会的裂痕和政策的粗暴；而平日里，中国的公益机构目前拥有的空间却越来越窄。
作为一个不了解公益组织运作历史的人，我初步印象是：在公益的框架下，社工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和推动引擎；相应的，公益对象也已经比较习惯了这样的话语方式。而我眼里的写作者（任何一个来到写作主动性的天地里的人），走向的应该是一个个的个体性。由于今日的社会恰恰不希望每个人拥有这样的主动个体性，所以社工语言似乎又成为了帮助弱者的唯一出路。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公益机构和个体艺术家在路径上的不同，更是一个深深的关于阶层（民主和平等）的矛盾。
在绿色蔷薇，正在进行的“亲子沟通”网课（摄影：静远）
具体到我的工作，体会还是蛮多的，也都还在探索中。从体感上，进入公益机构艺术就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成为一个服务员。我一直对艺术如何在不同语境中被需求/被对待比较感兴趣，目前来说会想去尝试做一下服务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想更加明白我想拒绝的具体会是一些什么东西。
绿色蔷薇的第二个空间，百米外的儿童活动室。儿童戏剧也在这里排练 （摄影：静远）
夜幕下的牛始铺社区（摄影：静远）
我也是慢慢意识到，这是针对平时在社会里被剥夺了很多文化资源的人群的写作班。所以其实工作起来首先面对的不是写作问题；而是资源和渠道不公遗留下来的自信的问题，理性选择所含技术的问题，习惯崇拜的问题，还有历史常识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体制结构性剥夺了她们成长中本可以拥有和具备的开放性和主动性。
可能是由于一开始看到了太多这些套路对女工的束缚，在绿色蔷薇的课里，我有意在课程设置和沟通里拒绝携带实用性话语和主流文化形态。我提出写作不需要主题不需要技巧不需要学历的主张，我布置的作业包括让大家写对《美国工厂》等的读后感。最后我的方法被认为“要求过高”了一点。对这个反馈我也有一定的反思：比如，是否对情感层次的体察已经是内化于阶层的要求？思辨习惯（自反性）多大程度上依赖外在的条件支持？带着对“要求过高”思考，我开始一对一具体的追问：“你为何觉得自己不能胜任？”
我得到的回答常常是：“我们文化水平低，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面对这样的条件反射式的反馈，由于自己是外人，我也只能暂时停下：毕竟再说什么就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不过我心没有停，后来更加熟悉以后，我才追问到了表象下的答案——这个答案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原来她们心里的“做到”，不是我建议的那些标准，而是她们脑子里原来的标准（也是我想帮助她们去掉的标准，那些本质上和男权思想和消费主义一丘之貉的标准）。也就是说，她们是被脑子里原来的区分和失败的经验吓退了。
可能这个经历引向了我今日的方法论。确实，我不能提出一个要求，然后又不负责的把要求冷冰冰地放在那里。光是靠线上抛去她们平时不怎么接触的信息和方法，茧房的破除几率依旧可能还是为零。必须要有这之后的线下陪伴：去养成习惯、去提供平台和机遇、去到她们实际生活中应用新方法新思路解决问题、去亲眼证明生效的时刻。所以这次驻留，我尽量驻扎在绿色蔷薇，尽可能帮助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尽可能与她们共度时光。
秋是我写作班的成员，也是这次项目的参与者。她正在帮儿子和家婆打包回老家。当时她感到孩子留在深圳读书已经是一件很无望的事情。（摄影：静远）
在这点上，我认为绿色蔷薇是非常特殊的：它不是一个办公室，不是一个有活动才热闹的地方。它是一个社区里的各种人有了问题都可以跑来寻求帮助，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共空间。有一个情景令我念念不忘。那是一堂晚上八点的讲座：在投影的一边，是妈妈们通过连线听关于“正面教育”的PPT；投影的另一边，孩子们就地玩耍。孩子们手里挥舞的是胶泥和玩具，母亲们手里折腾的也是玩具：不同的是这些玩具是工厂里接来的活；时不时大叔会来串门，修个空调。PPT课程里讲的是教育孩子时候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情绪管理；而线下，每个在现场的人创造的是她们在有限的条件里相处的方式。她们一方面接受着补偿，一方面也创造着可能。
如文中所述，屏幕下的孩子和上网课的母亲（摄影：静远）
OCAT研究部：从您接受邀请来到驻留到目前的阶段，对这个项目有清晰的方案么？来到以后是否发现很多新的困难？
静远：驻留的准备并不算顺利，因为绿色蔷薇当时遇到了资金危机。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也是感到非常心痛和焦虑。在和她们对接的过程中，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她们在社区里做的事情：女性和孩子因为她们得到更多保护，因她们而可以接触到完全不同的知识。所幸的是，和很多坚韧的草根公益人一样，后来她们开始众筹。【在深圳，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以机构创始人丁当自述为线索的众筹帖子一下子就达到了10万+的点击率，同时所需金额也很快募捐到了。社会的涓涓细流骤然间地体现为“普通人的行动”，有点让人欣喜而泣、也有点让人始料不及——然而细想也并非偶然。进入完全公共视野以后，机构也迎来了新的压力和变动，她们目前也在积极适应中。
绿色蔷薇的安静时刻（摄影：静远）
我原来的提案是以写作班为方式，协助其他学科的工作者，鼓励女工去调查和书写社区里的疫情。但是由于上述变动还有各方面原因，这个提案被推后后。于是我开始转换我的方式：开始一个比较一对一的，强调创作性的方式。
写作课进行时（摄影：小青）
内容上，我面对着一个老问题。一直以来我接触到的所有来自女工的关于疫情的初始叙述中，一般都比较模块化。它包含如下逻辑：1， 突然来的；2， 很忧虑工作和温饱。3，加油和听话和牺牲，我们最终会打赢这场战役，最终会春暖花开......而最后两个是女工最常见的“情感辩证法”。必须承认，比起批判现实主义，她们总是更加喜欢浪漫。
在绿色蔷薇姐妹们学习和讨论写作课里谈到的文本（摄影：小青）
和浪漫相对应的，是讲述苦难。讲述苦难是女工表达里垄断性的环节，也是她们应有的基本权利，而且整个社会对此实在是知之甚少。观看过木兰花开集体创作的话剧《生育纪事》的观众，都对里面那个普通农村女性经历的身体上精神上撕心裂肺的痛记忆犹新，难以想象它的普遍性和小康中国在同步而行。
《生育纪事》是一个社区民众戏剧，由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完成。以一位70后女性经历为原型，探讨“基层女性生育问题”。图为《生育纪事》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可能我的工作是，如何帮助她们把“我苦”转成“这不公平”，如何把“这不公平”转成“识别和改变我的命运”？在这里，创作的体验和机遇就显得尤其重要。我相信它对破除写作套路和情感辩证法、破除文化高低的自我预设、走向不卑不亢有着直接的作用。我见证过她们能量释放出来的时刻，那个世界来得非常真挚和浓烈。不过我不会天真的认为这是谈话间就可以来到的即兴，要知道她们平时被迫熟悉的是流水线上的机械和苛刻。但正因为如此，这扇门才特别需要被打开。
暑假里的绿色蔷薇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各得其所的公共空间（摄影：静远）
日常工作沟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困难。我来自不同的阶层，从身体到语言到情感，每天出现的沟通误差都会让我接近崩溃。希望在慢慢熟识以后，她们自身和社会的关联性被创作调动出来以后，新的主动性会萌发出来。这个过程也许以后我可以详细谈，不过目前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可以胜任，是否会以被人埋怨告终。
OCAT研究部：您对这个项目最后呈现的方式目前有没有一些局部的、具体的构想？
呈现需要和必要性以及事情的性质挂钩。目前她们的写作有一个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和尊重的：对于多数女工来说，疫情其实不算什么大苦，它只是增加了本来很苦的苦。这包括孩子如何在深圳上学的问题，失业和保险的问题，老家保守思想对女性的束缚的问题等。所以谈疫情，不是谈这个疫情，而是等于谈一直以来她们承受的苦。
所以，我们如何理解她们的“疫情”呢？从重男轻女到失去教育机会到外出打工到草草出嫁到成为母亲，再回到重男轻女。这个以“亲情”为表面载体的链条虽然不能代表所有农村女孩的轨迹和每个人的初衷，但是它携带的歧视和盲目足以决定多数人命运的基调。不是还不能结婚的未成年人，就是孩子的母亲——这是我平时在牛始埔拍摄时候最大的体感。带着自己身上总总的伤痕，她们生育和抚养孩子。而孩子带来的是少女母亲新的成长还是成为彼此的泥潭？这可能是牛始铺社区里每天都发生的最揪心的事情。而这还不算，因为这个揪心的事情还要被新的对流动人口的政策不断恶化 “.....他开学就要回老家了”，这是一个孩子介绍另外一位孩子时候很自然就说出的一个句子。这种与年龄不符的“现实主义”时不时荡漾在城中村街道里，让人感叹世间是否还有公道和温情可言。
在绿色蔷薇的儿童活动室门外看排演的母亲 （摄影：静远）
所以，在半个多月的调研之后，项目目前定名为“住在亲情里的疫情：来自流动女工的一些声音”。我决定把这个项目的资源用于女工和孩子们一起体验创造和展现多面的故事上。估计最后为女工编辑和印制一些出版物，会展出一些女工和孩子的作品、我和她们合作的作品、文献、我的摄影和录像记录等。
深圳对这些流动女性的孩子来说是否只能是一朵“昙花”？这考验着我们社会的公道和温情（摄影：静远）
原来我写作班里没有未成年人，而这次我邀请了几位孩子参加到我的项目里。社区里的孩子令我吃惊：在成人那里遇到的和阶层有关的具体问题，从孩子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新的可能。这一点点松动和曙光，要归功于绿色蔷薇这样机构和支持她们的人。
可能这样说太抽象了，所幸驻留期间我将邀请绿色蔷薇的儿童剧场来我所在的工作室演出。从这个名为《X是一个漂流瓶2020.08》的戏剧里，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了解到这个社区、类似社区里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还有绿色蔷薇的工作和处境。
正在进行中的“儿童戏剧工作坊”，孩子们和同事们（上图来自静远，下图来自丁当朋友圈）
让我们拭目以待！
静远
艺术家、写作者。疫情期间住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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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CAT深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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