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自隋唐至清中叶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中心之一。清初帝国一统，中枢的供给大半仰于东南，而从中央到达东南的生命线便是运河。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交汇处，自然地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的繁华都市。

　　当时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再加上扬州画坛传统势力与杭州、北京、南京相比显得相对较薄弱，画坛的冻土层易于冲破，无怪乎先来了石涛，若干年后福建的黄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农、南通的李方膺也都相继来到扬州，与本地的高翔、李鱓、郑板桥及他们的晚辈罗聘成为风雨至交，在艺术上成就了“八怪”盛名。

　　扬州在当时所具有的这种磁力，决不仅仅因为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度，而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原因来自于“富商巨贾”本身。

　　清朝赋税之半来自盐业，而扬州的盐业经济占全国之最，其中又以山西和安徽两大商帮经济实力最为雄厚。他们大都崇尚或附庸风雅，好与文人画家相往来以显示自身的文化修养。正是由于这两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的文化艺术与“扬州八怪”才得以生存发展，扬州在文化上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们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安徽自宋以来便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人才辈出，如宋代宣城大诗人梅尧臣，明代休宁的程敏政，绘画上的清初“新安四家”等等。因此，虽然清初就有“无徽不成镇”的徽商发展趋势，但由于徽商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与从政结合，所以一开始就形成了“亦贾、亦儒、亦政”的徽商特点。所以他们兴学好文，广建园林，设书院、置戏班，以文会友，争以风雅名世，文坛上出现了“扬州学派”，戏曲上则有昆曲与地方戏争辉，绘画上更是拥有了“扬州八怪”这一瑰宝。

　　寓扬徽商在拥有财富之后，大量珍藏古籍书画，以方便文人查校，为画家观赏、临摹名作真迹之用。如颜真卿的竹山联句、怀素小草千字文、王摩诘的《辋川图》、贯休的《十八应真像》等等，每件都是稀世珍宝，这无疑对扬州画坛有着巨大贡献。

　　徽商对于绘画的大力支持其目的大致有二，一为求名，一为进献朝廷之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既能温饱不愁，又能施展本身才华，专心于绘画创作，这两者可以说互为补充，各守其职，为扬州画坛的兴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基础。

　　徽商的“张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故广交文士，尤其是著名人士的捧场。所以徽商无论是新园落成还是大小节日，都要宴请著名文士为其作画、写联、诗歌、题匾，以垂不朽。

　　徽商对文人书画的需要之多，质量之高是历代以来都少见的，这种需求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徽商以大量书画进献清廷来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商促艺、艺促商”的良性循环。而对于读书人来说，除了教授学业之外，还有一条为当时读书人求得温饱与发展的栖身之地，即投靠盐商与达官，在他们府中或园中成为门客。扬州豪商，乾隆时达200余家，康熙末年也有近百家之多，许多人家都养着一批文人，为他们服务。如南河下街的徐赞候，家财万贯，他的门客，有后来修《大清一统志》的齐召南，有书法家叶敬，还有扬州八怪的一位著名人物金农。还有如西园曲水的鲍棠樾，宾客如云，门客合意的“委以重事”，觉得并无专长的“终年闲食”。如筱园主人陈梦星，康熙壬辰进士，从政从商，养了一大批清客，有姓名可考的便有多人，著名画家陈撰在他门下就设馆十年。据说每遇筱园中鲜花盛开时，就邀诗人画友月赏园景，吟诗作画，被推为一时风雅之宗。扬州当年好客最出名的便是东关街的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琯兄弟，“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郑板桥、金农、汪士慎、高翔等都曾是马氏兄弟的座上佳客。

　　华喦来扬州后，由高鹗之荐得识盐商马半查；黄慎来扬州，先后客居在李氏园和刻竹草堂等处；高翔家居陋室，曰“五岳草堂”，大徽商马曰琯常到陋室看他，并曾作《哭高西唐》。可见当时徽商与文人画家交往之密。

　　“扬州八怪”中汪士慎、金农、郑板桥、李勉等画家的诗文集，亦均由盐商出资刻印，方得传世至今。时商贾爱画之风，喜与文人画家交往之风，赏画、论画、作画之风，已形成气候，且波及广陵城外，达到了“堂前无字画，不是旧家人”的程度。

　　此外，由于整个扬州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高度发达，致使清代扬州画市极其繁荣。在市上卖书画的，康熙间有姓名事迹可考的，《扬州画舫录》载有170余人。书有揩草隶篆、指书、箸书、章草、八分书、蝇头书，有专写“鹅”字、“福”字的；画有花卉山石翎毛，有的专画驴子、龙、罗汉、牡丹、兰草。画家中有的“元人画风”，有的被称为神品、逸品。还有和尚书、道士画、泰西画（西洋画），甚至闺中仕女抛头露面卖画的，无奇不有。这些无不与此地的商业繁荣有关。

　　那个时代是一个希冀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阴暗交迭，处处还有生机但又处处使人窒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思想性格中充满矛盾，被世俗目为怪异的人物，而寓扬的徽商则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徽商交流南北，博闻多见，心胸开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常刻意求新。与封建财主不同，他们不仅在活跃社会经济中起重大作用，而且在文化领域中作出了有益和杰出的业绩。

作者：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