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光集| 常玉：我不是梵高
 
 

这句话不是常玉说的，是我想要说的，很多人提起常玉，梵高等画家，第一反应就是：缺了的耳朵、精神病患者、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平庸一辈子、拍卖会上的天价、死后才出名……等等。
 
这是无知并浅薄的认知，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对艺术本身，都是十分片面的主观看法，这种世俗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人感到学识的渊博和对艺术的了解，最基本的敬畏也没有。
 

常玉，原名常有书，1900年10月14日生于四川顺庆（南充市）的富商家庭，1910年即与赵熙习画，长于书法的他，1917年入上海美术学校就读，1919年常玉与徐悲鸿、林风眠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并于1919年赴日时在东京展出其书法作品，而获当地杂志刊载推荐。常玉自20岁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到巴黎，1921年与徐悲鸿、张道藩等留法学生组织“天狗会”。至67岁辞世，大致都住在巴黎。此后，他的作品经常在沙龙及各大画廊展出。1938年他曾短期回中国，接着转往纽约，在该地生活了两年。并于1948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作品。该馆同时印行“瓶花”的彩色明信片。1948年返回法国，直至1966年逝世于巴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常玉40几幅油画巨作，曾于1978起定期举办他的回顾展及学术研究，藉此宣扬他有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成就……
 

这段简历，并不是一个所谓郁郁不得志的人会拥有的简历，常玉在法国时已经小有名气，他与梵高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性格，性格决定了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以至于命运并不相同，梵高郁郁寡欢是因为他的风格不被人所认可，导致他在生前没有名气，他拿自己的画送给咖啡馆人家都不要，而常玉，结合他的家庭环境和他所处的艺术氛围，造就他的性格孤傲清高，并且十分注重自由与追求，他主动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且并不后悔。
 

常玉就像是古龙小说里的浪荡侠客，由于早年跟随著名书法大家赵熙学习书画，他的笔触里自始至终都带着一股似有若无的文人气，常玉在当时的巴黎，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不跟风，不随波逐流，做着‘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他的画中，无论是人像，还是动物，植物，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质朴和天真，颜色与线条的表达之中蕴含着纯粹的真诚，不矫揉造作，也不堆砌繁琐，仅仅是最单纯的表达，干净，透亮，自由，无拘无束，然后还有他内心里，同样干净纯粹的一份孤独。时常让我想起那些独自仗剑行走江湖的浪荡侠客，有酒喝酒，有肉吃肉，活得恣意，自我，他的笔是他的剑，他唯一拥有的物质上最能满足他的东西，他是非常柔软的，体现在他的暖色调里，他的线条里，他的孤独里。有不少人把常玉比作贾宝玉，都是富贵大宅门里养出来心思至纯的公子哥，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人事物，始终没有丢掉这份稚纯的心性，倔强地活得干干净净，白茫茫一片，无拘无束。
 
常玉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

黄永玉在书里讲过一件关于常玉的趣事：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化艺术团来巴黎，访问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那时候常玉五十多岁，已经过了声名鹊起的时期，受访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二者相识。

代表团中有位画家劝他回国，还可以做个美术学院的教授，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住在暖气不足的阁楼，靠一年卖两三张小画勉强维生。常玉只回答说：可是我早上起不来床，也做不了早操…… 这样的理由可谓不算理由。

再早几年，吴冠中对常玉有更为直观的第一印象，“当时在巴黎男人很少穿红衬衣，他显得很自在，不拘礼节，随随便便……他说哪儿舒适就呆在哪儿……给我的印象是居无定处的浪子。”

黄永玉用《世说新语》里的一个句子总结他：“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句话出自东晋名士殷浩之口。魏晋之风清朗陶然，那个年代，既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又有竹林七贤吞石服药而不入世的狂放。形容常玉其人，其作品，恰如其分。

早在 1925 年，常玉的作品便入选秋季沙龙。又在 1932 年被列入《1910- 1930 当代艺术家生平辞典》。如此发展下去，功名利禄都将接踵而来。但是常玉对这一切都毫不在乎。

他常常把画送人，也不愿出售。他跟请他画画的人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许看，三是画完拿走不提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常玉个性随心所欲，一方面也是不满于当时画商对艺术家的垄断和打压的经营方式。
一如常玉在绘画中的追求，无论是初到巴黎时进入与学院派背道而驰的“大茅屋画院”;小有名气后不屑于画商合作，挥霍无度又沉溺美色间“浪荡子”形象;亦或是晚年穷困潦倒，在彷徨和无助中客死他乡的唏嘘结尾，都用浓厚的传奇色彩，满足了社会对一个“梵高式”悲剧艺术家形象的所有想象。然而想象终归是想象，艺术的天赋与他家境殷实的熏陶，是无法磨灭的，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承受得起世人无尽的评判和鉴赏，也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够承受得住拍卖会上的天价，上一个达到这个高度的是毕加索，然后是赵无极，随后是常玉。
 
 

谁的光明又能比谁的黑暗更可贵？显然这是无解的问题，常玉不是为大家解答疑难的艺术家，也不是为了要和所有人发出共鸣的艺术家，他只是他自己，完完全全地，纯粹地，自由地做了一辈子自己。
 
业界常言，一个画家能否成名，除了本身独特、杰出的艺术造诣不可或缺之外，需要有背后三种力量的支撑：一是美术馆、博物馆在学术专业的认同;一是画廊、经纪人或拍卖行在艺术市场的举荐;另一则是收藏家的青睐与购藏。而如今常玉的广受追捧，便得益于这三方力量的协作。裸女、花卉和野兽是常玉作品中的三大主题。纵观近十年来常玉作品在拍卖行的成绩，多数都以八位数高价成交。2011 年，他的《五裸女》由罗芙奥拍卖公司在香港拍出1.28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07亿元），刷新了华人油画的最高成交价。

1959年，常玉生前重要赞助人知名作家侯謝(Henri-Pierre Roché)逝世后，其遗孀在跳蚤市场抛售常玉作品，被慧眼识珠的巴黎画廊尚‧克劳德‧希耶戴(Jean-Claude Riedel)的买下，为后来常玉市场的崛起埋下伏笔。1964年常玉应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之邀计划在台任教，寄出42张油画抵台。没想到尚未抵台，他就在1966年客死巴黎，这批画终被划归台湾历史博物馆接收，后来成为常玉晚期画作最完整的收藏。

林天民回忆，在大未来画廊的创业初期，他和耿桂英经手过上百张常玉油画，但担心常玉作品流散出去，均只加微薄的利润便快速转售给华人藏家，至今常常引以为遗憾。“经营常玉很大的困难在于，第一必需抑制价格过度向上扬升，第二是阻止巴黎的画外流到别处，因为拍卖公司也开始跟巴黎藏家买画;第三是又要增加价值以提升藏家认同感和市场信心。一直到常玉几乎所有作品都到了华人藏家的手上时，常玉才真正开始在拍场爆出天价，这个经营布局整整有十年。”
 
试想，如果梵高在生前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也许梵高不会是今天的梵高。

常玉假如知道他今天被人赞颂为“中国的马蒂斯”，“身价最高的华人画家” 等等的称号和标签，恐怕也只会一笑了之，他如流水，我行我素，无拘无束，干净透彻，流向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他能做他自己，他也只能做他自己，某种角度而言，他确实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常玉不是梵高，他是他自己，他是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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