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自原始社会末期至中国的战国时代，跨越了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青铜器的造物规模和艺术成就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周易•鼎卦》彖辞：“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鼎卦卦象上离下巽，离代表火，巽代表木，正好是燃木生火之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许慎在“鼎”字构形上误以下部的鼎足之形为析木之象，我们看一下甲骨文与金文“鼎”的写法，便一目了然。但许慎对于鼎的功用却是明确的。南朝顾野王《玉篇•鼎部》对于鼎的解释是“所以熟食器也”。这些记载都表明了鼎用于炊煮的基本功用。而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很多鼎的底部和足部都有烟炱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甲骨文、金文“鼎”字

鼎，是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由腹、足、耳三部分构成，腹可以盛物和烹调，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抬搬运。虽然鼎具有工具的基本类型学特征，但在青铜时代，其归属和拥有却象征着国君和诸侯的名份、地位和权力，对青铜鼎的狂热追求，更多的是对“权力”的渴望。天子拥有“九鼎”，九鼎是当时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是立国的标志。因此，青铜鼎完全垄断于统治阶层，被用来祭祀祖先、铭记战功和教化奴隶，具备了礼器的重要特征。鼎由最初的食器逐渐演变为祭器和礼器，但最后又回归为实用器具，经历了“人化—神话—礼化—人化”的演变过程，其造型与纹饰风格也随之发生着演变。

▲周天子铸九鼎

本期文物之声小编将带您走进我馆的一件青铜鼎展品，带您了解我国古代青铜鼎在造型、纹饰、风格上的发展演变史。

1.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夏至商早期

夏至早商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夏朝处于奴隶社会初期，奴隶制度在逐渐形成和确立，公社成员逐渐变为各级氏族贵族的变相奴隶，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统治阶级以青铜器为载体展示其权威。传说夏铸九鼎，并且在夏、商、周时期每当王朝改易，鼎则移于新主，自然成为王权的象征。迄今为止仅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件夏代的青铜鼎，是1987年出土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该鼎造型源于陶鼎，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敛口、折沿、薄唇内附一加厚的边。口沿上立二环耳，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带状网格纹一周，不铸铭文。充满了原始的自然、古朴与稚拙，造型较粗陋，尚未形成神秘而凝重的艺术氛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人类幼稚时期的智慧和精神面貌。

夏 网格纹鼎

2.中国青铜时代中期——商早至西周前期

商代奴隶制文明较夏有了较大的进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使青铜铸造技术不断进步，青铜鼎数量和型制有了较大的发展。从铸造工艺上看，已具有一定的水平，造型准确，器匀壁薄。商早期的鼎多为三足圆鼎，体量较小，斜平折沿圆唇或方唇，多采用一个鼎足在一个鼎耳的垂直线下，其它两足分列在另—鼎耳两旁。如果俯视器物，只能看见两耳、两足四个点，易给人造成不平稳感，在视觉效果上也会产生残缺感。因此，在“天圆地方”和“五方”的影响下，出现了四足方鼎，并成为象征性礼器。

方鼎平折沿、方唇、腹壁较直或斜直，下腹内收或平底，上粗下细的圆柱空足，足跟加粗，或呈蹄状，器壁有薄有厚，做工有粗有细。方鼎的铸造采用多范分铸而成，冶炼、制范、浇铸等技术日趋成熟。相对圆鼎，尽管方鼎的实用性被削弱，但确能更好地表达“礼”的语义。

1974年在河南郑州商代城址西墙外的杜岭岗南段出土了两件杜岭方鼎，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青铜方鼎，其中形体较大的杜岭一号，双耳立于口沿上，柱足中空，造型稳定而厚重，因其器身饰饕餮纹和乳丁纹，也称饕餮乳丁纹方鼎。

商晚期至西周前期是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该时期青铜鼎造型浑厚、纹饰华美、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商代晚期商代晚期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奴隶制社会体系更加稳固。奴隶主贵族在物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后，精神欲望日益强烈，维护国家统治和权威已经跃为社会的首要问题。商代形成了一套统治制度，即“礼”制，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权益。“礼制”社会要求“礼器”从视觉上能刺激和影响人的心理，从而使“礼器”的价值功能得以更好的体现。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已十分发达，鼎的整体造型风格既威严而庄重，又凸显个性化的特征，仅殷周出土的青铜鼎就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件，造型及纹饰可以用“大、重、厚、繁”四个字来形容，体量不断增大，纹饰华美繁复，充满了强烈的几何感和力度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神化”的时期和最繁盛、最具代表性的时期。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母戊鼎”是已知该时期中国最大且最重的青铜鼎，体量浑厚，承载着原始的质朴情怀，又体现出崇尚自然的风格特征。鼎呈长方形，立耳，粗柱足，腹内有铭文“后母戊”。鼎腹边饰兽面纹和夔纹，耳廓上是食人兽等纹样，彰显出沉重、神秘和恐怖的时代气息。

商 后母戊鼎

西周时期，周公旦为了维护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及祭祀活动，在图腾歌舞和巫术礼仪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礼”“乐”制度。青铜器是当时“礼”为旗帜的宗教文化的载体与代言，体现了“人性初显”的时代风格。西周青铜鼎具有记事功能和“人神互补”的“礼化”的时代特征，数量多于商。鼎的形制虽承晚商，但与其风格有所差异，达到了新的高度。圆鼎均为柱足，不如商代的粗壮，有的足上部附饰浮雕兽面，这种兽面柱足鼎最早见于商末，西周前期它的形制更加成熟，特别是大型鼎，如“大盂鼎”，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 大盂鼎

立耳、鼓腹下侈、圜底、三柱足，上腹饰一周兽面纹带，足上端各饰兽面纹，下为两道弦纹，器形端庄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内壁有铭文十九行，共291字，字体隽美，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佳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中国青铜时代晚期——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晚期。随着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奴隶制趋于瓦解，周天子王权旁落，不再独占“九鼎“，国家权力不断下移，诸侯国间的吞并战争连绵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礼崩乐坏”的局面。

公元前512年晋国改革家赵鞅发行了一份“刑书”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有力挑战，并将该法律文件铸在被成为“恶金（铁）”的鼎上。虽然铁并未成为当时铸鼎的流行材料，但随着多种材料制作的精美器物的繁盛，金、银、玉等奢华物品制造的抵触和影响，以及多种铸造、焊接、镶嵌和装饰加工新工艺的产生与进步，尤其错金银、鎏金等工艺，使青铜鼎焕发异彩和光芒，青铜鼎的造型与功能演变为精巧而实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不复存在了，从此青铜鼎走下神坛，失去了“礼”时代特征，其造型设计向清新活泼方向发展，成为服务于贵族日常生活的奢侈品，是“钟鸣鼎食”的现实生活写照和真正意义上的“用器”，即“人用之器”，体现出“人性凸显”的时代风格。

春秋时期的青铜鼎造型及纹饰风格比较疏简，战国时期则趋于繁缛，总的来说，呈现出“轻灵而多奇构”的艺术风格，造型轻薄灵巧，精湛圆润，尺度宜人，生动优美，达到了实用和审美的高度统一，此时的方鼎逐渐消失。纹饰方面以现实意义的宴饮歌舞、车马狩猎等社会生活题材和柔和、绚丽、设计繁复的纹样逐渐取代兽面纹居于统治地位，风格趋于抽象化，富于韵律，充满了节奏感。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蟠蛇纹鼎，“形体浑圆，附耳，款足，全器线条优美，形体新颖”。该鼎作为周王室的礼器，其礼器特征的造型及纹饰风格与“司母戊鼎”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其具备了小型食器的特征，标志着鼎的功能向实用方向转变。

春秋 蟠蛇纹镂空鼎

战国 蟠虺纹三足鼎

八益文化艺术空间藏

八益文化艺术空间藏有一件战国蟠虺纹三足鼎，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此三足鼎有盖，盖上饰三环钮，为战国时期鼎的重要特征。鼎身浑圆，下接三足，足微撇，沿上附双耳直竖微撇，耳体方正有力。鼎盖面与器身均装饰蟠虺纹，纹饰繁复精细，穿插有序，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战国时期器物的特点。此鼎造型雄浑敦厚，气韵高古，代表着当时青铜文明发展的高度水准。此一时期的鼎完全失去了祭祀功能，并逐渐淡化了“礼”“乐”而回归为“人化” 的特质，是人类早期对于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思考与探索，既反映了现实生活状况又表明了逐渐摆脱了原始巫术的束缚。此后，中国青铜时代逐渐被铁器时代所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青铜艺术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和社会生活，作为青铜艺术典型代表的青铜鼎，其不同时代的造型及纹饰的风格及其演变，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青铜鼎造物形态及纹样装饰呈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它的重视和研究，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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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陈益帆

编辑 | 蔡子玥

审核 | 郭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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