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语言》

1.生物和艺术的演化基础

2.艺术语言的演化路径

3.艺术并非人的特权

4.话语即权力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性史》中曾这样阐述：“如果权力除了压迫别无其他，如果权力除了说不之外一无所作，你认为我们真会千方百计服从它吗？”权力，通常被我们认为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但福柯认为，权力不是将事物或个体当作施用的对象，仅仅成为权力的接受者，而是它被确立或抵制的场域。因为，权力不是简单的服从压迫，它也在他者和机构的关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福柯倾向于把权力视为一种策略而非被谁拥有，它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从事或执行的事件，而不是被实现的东西。权利弥散在任何社会关系里，它不应单指特定的权力机构，尽管有的国家各类机构近似全能，但也远远无法覆盖实际所有的权力关系。因为，权利关系具有不同的形式，它可以在情侣、家庭、学校，或任何一种关系内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中，人们建立了身份，并被确立了权力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还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的灵活性。所以，权利也是生产性的，会随着关系变化产生不同的行为或事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自由和约束个体。

语言也具有这样的关系，正如“广义语言论”所阐述的，我们是用主观认识客观的客体，世界在被我们转化为对应不同感官的语言之前，并不能被直接感知。语言作为一种媒介和系统，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语言也通过特定的方式创造和再造了与世界相关的东西，而这种再造也生产出了权利关系。“每种语言都提供了特定的语言学表达习惯，使得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倾向于用某一种途径看待世界。”这是由人类学家爱德华·撒丕尔（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Whorf）在20世纪30～40年代做出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称其为撒丕尔—沃尔夫假设。虽然语言一般都很灵活，并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已经存在的语言习惯还是会对某个群体或民族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产生影响。

例如，库克萨优里族（Kuuk Thaayorre）一个住在波姆普洛（Pormpuraaw）的原住民部落，他们的库克萨优里语中，没有“左”“右”这些字，一切指向都是用基本的方向：东、南、西、北来表示。比如：“你的脚西南方有一只蚂蚁”，“把你的杯子向东北方向移动一点。”而且，在库克萨优里语言中，“你好”的意思是“你要去哪个方向？”回答可以是：“我要去很远西方。你呢？”

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反映而不是决定了文化事实，虽然它会对“事实”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实际是不同权力关系运行后的结果，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变化最终会被反映在语言中。我们在许多文明演进的历史中都能看到新话语所带来的权力关系对旧话语的改造。例如，近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就不单是传统语言在使用习惯上的自我改变，其演变背后的真正推手是民主、科学等新思想对旧有的权力关系的改变。鲁迅、胡适、钱玄同等留洋学者通过引进西方的近现代思想，而对汉语进行的一系列改造，使汉语（白话文）具备了更加清晰、准确的逻辑特点，弥补了文言文在理解、翻译这些新的科学思想时，语词上的不足。它不是汉语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不同知识在权力运行中所产生的结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得以实现突飞猛进地发展，也得益于这样的结果。

权利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作，正如福柯所言，“权利来自任何地方，它是所有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身处的语言世界，所有存在都是其自身的话语，福柯所阐述的权利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语言在话语实践中所产生的关系。无论是宇宙中不同天体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物理规律，还是我们自然世界里不同种类的生命在相互竞争中所创造的生物现象，这种因为话语（实践）支配力和影响力的不同，而被确立或抵制的权利关系都能在其中找到它的现实模型。竞争是话语的常态，只不过生物的竞争其根基主要围绕在基因层面的生存和繁衍。这些基于现实的权力关系真实而确定，这也是科学在各种领域不断增加影响力的重要原因。而人类的竞争其根基主要围绕在话语所构建的权力关系，这种话语层面的竞争更加广泛，也更加激烈，并且充斥着谎言和博弈。

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话语天生就携带着这样的属性。电视中的新闻画面所呈现的未必就是直接和真实的事件，它的“真实性”源自参与传播的主体之间相互磋磨后所达成的妥协。即便是我们想要认识自己，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权力关系所构建的话语来建构自己。这些权力关系既施加在“我”身上，又施加在他人身上，并且会随着环境和主体的变化，生产出新的关系。因此，哪怕是我们自己认识自己，也会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中曾这样描述：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媒介从混沌的真实世界中所提取的信息永远都是片面的。媒介中的技术特点和延伸感官的功能，会让人误以为其所描述的为真，并使我们对媒介产生依赖性的认知习惯。但现实却是，媒介在凝聚信息、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会干扰、解构、并重构信息。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相似。媒介是话语得以成立和传播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反映权力关系的话语。所谓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正是话语凭借对事实的排斥和约束所塑造的结果。

权力运行在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并导致某些事物被标记为事实或真理。事实或真理不像许多传统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实体。福柯认为，“真理即世界；它凭借多重约束得以产生”。从他的观点来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理机构”，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实践从话语陈述中区分事实或真理。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事实或真理本身，而是需要观察代表事实或真理的话语如何被生产，并通过权力关系支配着我们和他人。

对照福柯的这种观点，我们理解艺术时，也不应只去关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艺术本身的事实或真理，而是需要观察相应的艺术事实是如何被话语所生产，并通过权力关系支配着我们的喜好和理解。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找到一种完美的本质上的艺术，艺术只有成为一种符号语言时，才能被我们所感知。而艺术语言化的过程，也是它被“实践”不断影响的结果。“实践”不是某种虚幻抽象的结构或实体，而是语言在话语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在广义的语言世界里，所有存在都是其自身的话语，自然话语中的权力关系（物理、化学、生物…）真实而确定。我们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则需要在每个相互作用中被确立。好比国家和个人、父母和子女、雇主和劳工、传统和当代，我们只有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才能确立相应的等级和身份关系。这种在相互作用中被确立的权利关系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并且在任何时刻都会受到质疑。所以，暂时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往往会不断地更新某套策略、程序或行为方式，并用这样的制度背景维持他的权力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流行趋势、意识形态等概念，就是对这种制度背景的描述。

艺术作为一种话语，也是在这样的权利关系中被生产的。并不存在一种自然而然的艺术语言，我们也无法在各种艺术事件中，找到一种简单的、清晰的因果关系。艺术的历史更不应被看作是自发的，或是过去事件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艺术在成为一种语言，并以语言为基础而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符号学中的能指，语言学中的媒语，还是权利关系中的话语，都必然会与“真实”“自然”产生距离。这不是否定和推翻了传统概念上艺术意义和价值的根基，而是重新理解了构建艺术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艺术是语言，艺术语言的意义和价值来源于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话语）所构建的不同比较。艺术只有在语言中它的表达，它的演变，以及它背后隐藏的权利关系才能被我们相对完整和客观的认知和理解。语言是认识这一切的线索，也是认识这一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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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原创著作《艺术的语言》里的部分章节

整部著作将在头条上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