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美学思想为世人所知的，还是《逻辑哲学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然而，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最早的哲学思考中的许多基本命题，诸如1915年5月22日最早讲出的“我的语言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23]都在《逻辑哲学论》里面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关于“美的幸福观”却完全没有被纳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逻辑哲学论》是一本学术专著，许多来自生活的智慧只能被保留在早期的笔记当中了。 在《逻辑哲学论》中，第一段涉及美学的话更关乎到该书的主旨，它是这样的： 关于哲学问题已写下的大多数命题都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思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将其无意义陈述出来。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或命题，都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the logic of our language）而生的。 （它们与善是否多多少少与美同一是同类的问题。）[24]
    在《逻辑哲学论》即将结束的地方，关于美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又明确做出了如下的著名论断： 伦理显然是不可言传的。 伦理是超验的（transcendental）。 （伦理与美学是一回事）[25]
    依此推论，从“语言逻辑”予以澄清的话，既然美学与伦理是同一的，伦理又是超验的，那么，美学也自然就是超验的了。伦理学是超验的真正说法，最早出现在1916年7月30日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当中，上面记载了用德文所说的“伦理学是超验的”（Die Ethik ist transcendent）这段话。[26]不过当时的维特根斯坦论述的是幸福生活，他认为幸福生活的标志不可能是物理的标志，而只能有“形而上学的”（metaphisisches）标志和“超验的”（transcendentes）标志，[27]这二者几乎是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的。    
   “伦理与美学是一回事”（Ethics and aesthetics are one）的最早说法，[28]则出现在维特根斯坦1916年7月24日的笔记上，当时所列出的前提是“伦理学并不讨论世界。伦理学像逻辑一样，必然是世界之条件”。[29]然而，在《逻辑哲学论》当中，维特根斯坦对于“人生乃是世界”这类思想避而不谈，而是转向了“价值”和“意义”的论述。关键还在于“视伦理与美学为一”前面的推导过程，在规定了“一切命题都具有同等价值”（此为如下的分论点的总论点）之后，维特根斯坦又指出：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的一切都如其所是，都如其所是地发生：其中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有，这种价值也是没价值的。 如有一种有价值的价值，它一定处于所有发生的和如此存在的东西之外。因为所有发生的和如此存在的东西皆为偶然的。 使得它们成为非偶然的东西，不能在世界之中，否则这东西本身就又是偶然的。 它必在世界之外。[30] 因而，伦理命题也并不存在。 命题不能表达那高妙的东西。[31]
    要理解这段话语，当然绝不能从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存在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回到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基本的哲学理念上面。
    按照《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构想，“世界”是由（德文意义上的）“事态”（Sachverhalt）抑或（英文意义上的）“原子事实”（atomic facts）构成的（后来state of affairs这个译法基本取代了atomic facts），而非“事物”的总和。每个基本的命题都是“原子事实”的一幅对应“图像”，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超出这个“语言的界限”的都是无意义的，这是由于，命题只与事实世界相互对应。
     如此一来，维特根斯坦将世界“一分为二”：⑴“可言说的”世界，哲学家们就对之加以分析，这是“事实世界”，它与语言、命题和逻辑相关；⑵“不可言说的”世界，人们只能对之保持沉默，这是“神秘世界”，美学显然归属于此列。“一方面，言说是关于世界的言说，是以语言再现世界，因此，有意义的言说是严格依照世界的。而另一方面世界就是能被言说的世界，是要拿来同语言相比较的，因此，世界又是依赖于有意义的言说。语言可以言说世界，也必须言说世界；世界可被语言言说，也必须被语言言说。语言与世界是完全同型同构的。”[32]
     正是在语言与世界的“同型同构”的意义上，语言与世界所共享的分界才得以形成。按照《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路，命题仅仅能以语言来陈述什么“在世界之中”，而伦理与美学都因其“超验”的本性而超出了世界之外。
     在世界之中的，也就是“语言界限”之内，固然是非“善”亦非“恶”，同时，也是非“美”亦非“丑”的。这是因为，“语言，逻辑和世界的理论揭示，‘表明’、‘阐明’、‘澄清’能说的、可知的和存在的东西的最基本的、本质的和必然的方面。表明这些基本的、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也就表明了语言中能够说的即有意义的、真的东西的界限，表明了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可知的东西的界限，表明了存在的东西的界限”。[33]
    在这种基本划分之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哲学使命终于完成了。属于这一“不可言说”的世界的有：世界本质、生命意义、宗教价值等。伦理与美学，也都属于这一领域。当然，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维特根斯坦在早期《逻辑哲学论》中承认人类活动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性’所在，并不意味着那时他承认美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这些学科正是把那‘神秘的东西’变得不神秘了，用一个貌似科学的概念体系把它们‘说出来’，甚至还认为这种体系才是‘真正的科学体系’。一句话，这些学科要把‘非知识性的东西’变成‘知识性的东西’，恰恰否认了有‘神秘性’在”。[34]
    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恰恰对美学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其实，他并没有否认美学的本真的存在价值，他自己也承认“不可言说的确实存在”，[35]但是如何去言说就成了问题（或许，美学这门学科就要去言说那“不可言说”的）。实际上，“不可言传”与禅宗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关于“语言的神秘基础”的描述，更显露出维特根斯坦的某种东方神秘主义色彩。[36]
    但总的来说，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定，思想不用超出语言之外，可以思想与不可思想的界限，这就是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界限。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成了思想的界限，可说的就是可思的，不可说的就是不可思的。       

    维特根斯坦尽管从《1914—1916年笔记》到《逻辑哲学论》都在寻求世界那个所谓“固定的结构”（fixed structure），[37]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于伦理与美学关联的动态论述，他认为： 艺术乃是一种表达（Art is a kind of expression）。 好的艺术乃是完美的表达（Good art is complete expression）。[38] 艺术品是在永恒的观点下看到的对象；善的生活（good life）是在永恒的观点下看到的世界。这才是艺术和伦理学的联系。[39]
    这种“审美化的伦理追求”一直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深处起着作用，就好似汹涌的暗流一般在涌动着，一有机会就会喷涌出来。按照这种说法，艺术与伦理、美与善的本性，恰恰在于不在时空之内的“永恒性”，这既是二者的关联，也是它们获得“同一性”规定的本源。
    “艺术”绝对是永恒的，而“审美”则是同时空一道来“观照”艺术的。一般而言，这种倾向就被看作是“神秘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表现在神秘主义，他的神秘主义构成了他的问题。美学和伦理在他的神秘主义中是同一的，美和审美意味着善的生活，这点指示了理解他的脉络。”[40]但这种取向也恰恰是罗素所拒绝的，这也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在参加“维也纳小组”讨论的时候，与小组的成员们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的原因。按照卡尔纳普的回忆，维特根斯坦似乎是在用一种接近“艺术创作”的方式来搞哲学，而他的追随者们却严格按照“科学的规范”来行事。[41]这其实正是冲突的根源所在。
    维特根斯坦却一直将这种“神秘主义”保持到生命的终点，这也印证了这样的真理：包括数理逻辑在内的科学并不能来解说神秘领域的问题，无论是美学还是幸福的生活，恰恰都在这不可言说的范围之内。这是由于，这些“神秘之物”乃是自行显现的，无需语言的描述和逻辑的规约，所以，维特根斯坦恰恰是在为美学做着一种特别的辩护。这种辩护的理由，可以更简约地视为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与美学的区分，美学并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构造，这种科学与美学的界分，甚至就是科学界与神秘界的分界，美学被归入后者（维特根斯坦对待心理学的看法基本与此同理）。
     但是，这种对美学“难以言说、又不得不说”的态度，到了晚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却得到了某种改变，他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言说”美学，而这种角度是同“语言的日常使用”息息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似乎又将美学视为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但是，对于“美学学科”本身，他却始终以一种“置疑”的眼光来加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