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6日，“穿过冻土、荒漠与冰川——第五届全球华人艺术展”圆满落幕。参展的16位艺术家，以生活在中国的艺术家为起点，穿过冻土、荒漠、冰川，来到俄罗斯、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冰岛，他们的艺术和艺术背后的故事，一如既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落幕前一周，作为展期中的重要活动，“第五届全球华人艺术展学术论坛——流动华人的流动视界”在何香凝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论坛以全球华人的流动为线索，邀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段颖，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胡斌，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执行馆长、教授连冕，《画刊》杂志主编、副编审孟尧，文化学者、近现代史研究者沈迦，《美术》杂志副主编、编审盛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涛，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香港大湾区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爱阳等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分享。

◎ 跳出展览本身的论坛

正如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程斌所说，论坛不是对展览本身内容的一次简单回应，而是跳出展览本身，通过寻觅美术史中的华人活动痕迹以及其他领域的华人生存现状，将话题延伸到当代海外华人艺术之外。

全球华人艺术展是以海外优秀华人艺术家为邀请对象的大型智库化项目，分别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天津市美术馆举办第一和第二届，2020年起成为何香凝美术馆的重要学术项目之一，至今已连续在美术馆举办三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主题切入，将目光聚焦全球各地华人艺术家这一群体上，尝试直接客观记录下其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生存状况。

第五届全球华人艺术展的策展人王晓松从第一届项目开始参与其中，并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渐发现海外华人群体 “很有意思”。“我们说起海外华人时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符号，但是我们看海外华人的过程，也是思考当下处境、和世界的关系的过程，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王晓松表示，展览项目在何香凝美术馆落地以来，看似规模变小了，但是专业上更有针对性。

全球华人艺术展联合策展人、何香凝美术馆展览策划部副主任余湘智表示，作为何香凝美术馆的重要学术品牌，展览只是全球华人艺术展的一部分。“我们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的综合性项目来做，以展览为契机，通过艺术家个案的向外延伸、向内挖掘，口述史以及过程中积累艺术家的个人作品、画册、资料等等，构建海外华人艺术家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海外华人艺术智库。同时，也为海外华人艺术家提供一个专业的权威的展示平台。”

何香凝美术馆希望多举办多学科参与的学术论坛，深入探讨从华人华侨展开的相关问题。

◎ 流动华人的流动视界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胡斌以《董希文与印度支那美术学院及中、越、法美术网络》为题，从《董希文年表》中有一段不太为人所关注的信息出发，对董希文于1939年赴越南学习的学校进行考证。正是经由对这所越南学校的考证，胡斌展开了关于当时越南美术办学具体情形的考察。

董希文的经典名著《开国大典》被认为是油画中国风的一个体现，其中国风的来源除了敦煌壁画，还与董希文曾经去越南受到装饰意味很浓的影响有关。刘秉江在《回忆恩师董希文》说到，“去越南受一位二流法国画家的指导，引发了他探索装饰性的萌想。”

在查询董希文越南求学经历以及老师恩·巴蒂的过程中，从董希文方向开展的查询皆无所获，胡斌转而从越南方向入手。经考证，在当时属于法属殖民地的越南河内，只有唯一一所“官方”艺术学院——1924年成立的“印度支那美术学院”，简称是“EBAI”，由法国画家Tardieu和印度支那画家Nguyen Nam Son（阮南山）创立，这所学院延续至今，培养了很多学生，包括目前得到市场高度认可的越南艺术家阮康和陈文锦。学校课程沿袭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课程，学生们还接受了来访的法国艺术家的指导，其中就包括董希文提到的恩·巴蒂。

但是，学校的学习名单中没有董希文，并且在所有文献中都找不到关于董希文的确切痕迹，只知道他在这个阶段在这所学校。当时越南和法国联系紧密，而巴黎是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法国学派和巴黎学派之争正酣。塔迪厄是法国学派的坚定拥护者，他试图让越南适应并融入法国的传统当中，提供法国传统的“越南版本”。虽然继任者在训练学生方式上与塔迪厄产生分歧，但是在推广和发展越南漆画上达成一致，在受到来自中国、日本和法国的多重影响后不断探索技艺，最终演变为全新画种，成为越南的国画。

胡斌认为，董希文所赴的印度支那美术学院成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汇的一个支点，以此连接起中、越、法多国交互的美术网络。法属印度支那的美术教育一方面确认了越南艺术与中国艺术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得其与法国巴黎这一世界舞台相联系。这种处在特殊阶段的基于东西方艺术互动的“越南”样式给予中国现代艺术的“本土化”探索以某种参照，丰富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进程的认知维度。

《美术》杂志副主编、编审盛葳的发言以《女神的桂冠：唐一禾、鲁本斯与胜利寓言》为题，以丰富的图文考证，解读唐一禾创作于1942年的油画作品《胜利与和平》背后“胜利女神加冕”这一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神话套式和绘画模版，分析了唐一禾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进行创作的动机。

唐一禾于1930年代初期留学巴黎高美，1934年回国后在武昌艺专任教，1942年创作了《胜利与和平》，作品中描绘了一位希腊女神为中国勇士加冕。作品一经完成便参加了两次非常重要的展览，引起了艺术批评界的关注，评价两极分化严重。这个让观众深感意外的奇异图像并非由唐一禾原创，而是借鉴自鲁本斯的寓言画《胜利女神为美德英雄加冕》。盛葳把两件作品中的胜利女神翅膀飘带进行重叠实验，发现可以几乎重叠。

作为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神话套式和绘画模版，“胜利女神加冕”在400年间被包括鲁本斯本人在内的许多艺术家所改编。他们通过对人物进行重新设定，对内容进行重新编码，创造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叙事，以满足差异化的现实需求。20世纪30年代留学巴黎美院的唐一禾，不仅在那里见到了鲁本斯的模版画，而且学习到一整套能够应用这一模版的学院派理念与技巧。唐一禾家的藏书中有一本黑色版本的《鲁本斯全集》。

在查阅创作的过程时，盛葳发现，唐一禾原本要创作的是一个现实题材作品，描绘的是一个游击健儿胜利的题材，而且已经定稿。之所以改造为正义和自由战胜野蛮的寓意性历史画后，一方面与唐一禾在巴黎接受的教育有关，另一方面是与当时全球时事环境有关。

唐一禾在巴黎美院受的是古典教育。欧洲几乎所有的皇家和国家美术学院的古典主义教学系统都默认，这些留学生们都将从事历史画的创作，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同时，唐一禾对作品作出重大调整之时，正值中英美苏等26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受其影响为了展现高尚的理念和信念，唐一禾放弃原已完善的现实主义题材，转而在巴黎所学采用历史题材，对画面进行了改造。

但唐一禾并没有对欧洲传统历史画进行全面的民族主义改造，而是选择保留了古典历史画的全部结构和希腊神话的主要内容。只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古典艺术中抽象的美德，而是带有具体现代与政治的胜利与和平。唐一禾通过创作寓意性的历史画展现了全球语境中的中国，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期待。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执行馆长连冕的演讲主题为《郑可：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先驱》。连冕持续十多年利用业余时间不间断拜访郑可的亲属、弟子，甚而远赴郑可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法国、新加坡等地寻访查找，最终积累了60余万字的材料，各类图像400余幅。在论坛现场，连冕以这些厚重的内容而展开实事求是的论述，全面揭示郑可在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学科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价值。

郑可，1906 年生于广州，1927 年起留学法国，比唐一禾早三年进入巴黎高等美院学习雕塑，后来进入巴黎市立装饰艺术学院学习室内装饰，因此拥有两个学位。郑可在法国的学习，得到了何香凝等重要进步人士的资助，并在何香凝的建议下学习装饰艺术，为后来实业救国铺垫了基础。徐悲鸿看望当时“留法艺术学会”同仁时留下的影像中，郑可位列其中。1934 年，郑可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已并入今华南理工大学）等校教习，主要从事雕塑及实用美术创作。

1937年，郑可被委派前往巴黎参加以“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为主题世界博览会。这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极为重要，一方面他在巴黎得以了解到德国“包豪斯”设计理念，成为中国最早接受和推广包豪斯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因战争无法返回广州，受邀前往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参与两地的酒店、工厂等多个项目设计。到20 世纪 40 年代末，郑可已是蜚声国内南粤、香港等地，乃至新加坡的雕塑家及设计师。1951 年，应廖承志等人的邀请，郑可在香港变卖企业后，携家眷及机器、工人迁往北京投身到新的社会建设之中，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

让连冕觉得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郑可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对中国现代设计学科的创设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就因为郑可一生致力于钻研工艺、培养学生，较少著书立说，加上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没有做大作品的机会，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郑可都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连冕认为，郑可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画家、设计家，而是一个非常全行的人。不仅是最重要的包豪斯的传播者，也是三大构成最重要的拥护者和推广者。同时，郑可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提示了全球华人关联中乡情、乡谊的特殊作用。

文化学者、近现代史研究者沈迦讲述的“流动”与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收藏家翁万戈有关。他以《流动的莱溪：翁万戈与中国书画的行藏聚散》为名，在追溯翁万戈的家世的同时，也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家族在大变革之际的道路选择的偶然与必然，追问在流动世界中艺术与人的重新定位问题。

十余年前，沈迦在写作《寻找·苏慧廉》的过程中，读到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的女儿、英国知名作家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一部中国题材小说 Two Gentlemen of China（1924年出版于伦敦），记录了她与两个中国大家族的交往故事，经考证其中的Kung氏家族就是常熟翁家，出过“一双宰相、两辈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的翁同龢家族，由此结识了当代极富盛名的艺术史家、收藏家、旅美华人翁万戈先生。此后，沈迦多次到访位于美国东北部Lyme小镇一偏僻山间、被艺术界称为收藏秘宫的“莱溪居”，以翁万戈常熟老家家门口的一条小溪命名。

沈迦与老人一起赏画、谈天，听他说这批在他家已传承了六代人的艺术品收藏是如何从常熟来到美国，其中汇聚十五种宋元刻本的“翁氏藏书”及《翁同龢日记》又如何回到上海。沈迦借以向老人讨教，过去百年流散到海外的中国书画在西方视角的东方艺术史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品价值崛起又如何影响了海内外艺术史的建构与写作。沈迦最后一次见到翁万戈是2019年的春天。2018年，翁万戈先生百岁诞辰当天宣布，将包括王翚《长江万里图》长卷在内的183件家藏珍贵书画文物无偿捐献给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这是该馆成立一百四十余年来接受到的数量最大的一批中国古代文物。但此举也把这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推上了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沈迦回忆，初见时声音洪亮、鹤发童颜的90岁翁万戈已是一位102岁的老人，一半清醒，一半糊涂，但是他糊涂不是装的，而是失忆了。

“其实他已经不知道国内的风波，但是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讲也是幸运。我跟他交往那么多年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那个时候古籍回来他说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不能打散，第二是公藏单位，第三是不卖给日本人。他说当年战火流离时吃过多少苦，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中国起来了。”在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沈迦表示：“我没法问他为什么最后把这笔东西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但是我相信老人是智慧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不是糊涂的，历史会给予答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段颖以《全球流动：迁徙、寓居与华人认同》为题，详细呈现了他对于泰国三代华人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华人迁徙史及其背后的原因，展现了跨国流动之下华人多元、丰富的文化归属、身份政治及其认同建构。

段颖长期从事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缅甸、泰国华人社会研究、侨乡研究、族群研究以及边境与区域研究，段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其生长的社会文化土壤，在谈到流动的华人如何将其迁移、以及处理居住国与中国的关系等这样的历史记忆和感受反映到艺术作品中，梳理历史背景是基石一样的重要存在。

段颖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了对于“流动”的理解：“当我们讨论‘流动’的时候，可能对‘流动’有一种偏见，比如我们想到跨国和华人移民时，可能想的是护照、签证、绿卡这一系列支撑跨国行为的东西。但边地一带的流动是历史很长时段的延续过程，每个时间段都有来来往往的流动，这是一种推拉力量。疫情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群之间的流动。总的来说，流动是一个常态，流动让我们看到很多更多的现象。”

段颖表示，在关注华人流动时，除了盯着华人怎么从中国走到全世界，还要考虑不同时期的华人华侨是如何归来，特别是近些年的华人移民回流现象。 他认为，随着华人的迁徙和寓居的过程越来越丰富，“华人”很难用一个非此即彼的方法判断“我”是谁，可能在不同的层次理解或者是呈现关于自我认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苏涛在主题发言中关注的流动群体是“南下影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批上海影人南下香港，这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香港双城此消彼长的电影交流史上至为精彩的一部分，又标志着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和分流。他们的南下，带来了战后香港电影工业恢复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及上海的电影观念、制片模式和创作手法，并助力香港电影在战后崛起，进而使香港成为“东方好莱坞”。“南下影人”参与和推动了战后香港电影的发展和变革，直接塑造了20世纪中期以来香港电影的独特面貌。

“在一般的观众心目当中香港电影大概是徐克、周星驰、吴宇森、王家卫的香港电影，显然这不是历史的全貌，在他们之前有这么多的南下影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参与推动战后香港的发展变革，直接塑造了50年代到60年代香港电影的面貌，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意义非常重要的转折或分流。” 苏涛表示，邵氏电影之所以在60年代取得成功，其中的重要一点在于利用表现纯粹的古典中国成功投射了“泛中华”共同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想象中的传统中国，应和了海外华人颠沛流离的离散经历，满足抚慰他们远离故国的焦虑。

苏涛认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流动的华人视界”，“南下影人”这个群体就很好地体现了流动：“这些人从上海到香港，促成中国电影传统在海外的拓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他们影响的这些香港影人又带着这些传统和香港经验反哺中国内地，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进而开始不断进行融合。我想这就是历史比较有趣的地方，这是一个循环，是不断流动的。”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香港大湾区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爱阳以《海外华人与全球半导体产业——“道”与“器”》为题，揭示了华人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王爱阳介绍，半导体这个看似已经走近大众的话题，有很多尤其与华人有关的话题并不为真正为人所知。作为全球化的行业，半导体产业在过去70年的发展史中，华裔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做出了独特贡献。全球十大芯片设计公司中，一半以上由华裔掌舵。如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姿丰等。台积电更是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独占鳌头。从历史、分工、模式与技术变革等角度梳理华人在半导体行业所做的贡献之后，王爱阳表示，海外华人和本土精英的结合，将成为化解眼下芯片危机的重要一点。

论坛主持人孟尧

在圆桌讨论中，几位嘉宾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新世界环境下华人在资源、信息、观念链接中的不可替代性，对论坛关键词“流动”进行了再次回应。流动的时代和流动的世界，以及以人为流动为特征的全球景观，不断交给我们新的课题。

作者：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