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爱过多谈自己的小说，因为要说的已经都写在自己的小说里了。

　　今天研讨我的小说，我总要说几句，就说两点写作时的思考吧。

　　第一点：缘起

　　在我写完一组实验性的文化小说《怪世奇谈》之后，还有一肚子人物与故事。但是只有故事与人物是不能写作的，关键是思想，还有审美的立意。一位史学界人士曾经对我讲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观点，即一个地域的人的集体性格总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得特别充分与鲜明。我对这个观点有兴趣。我一直认为，地域的集体性格才是真正和深刻的地域形象。

　　作家对人的关注主要是人物的命运与人物的性格。性格有两种：

　　一种是人的个性。

　　一种是人的集体性格。某一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性格是国民性，某一地域独有的集体性格是地域性。很多作家关注集体性格，比如美国作家笔下的西部牛仔、肖洛霍夫和巴别尔的哥萨克、梅里美的吉普赛人、老舍的北京人、鲁迅的鲁镇人、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等等。地域性格是特定的地域文化养育出来的。他们的集体性格确实在某一个历史时代彰显得有声有色。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和清末的北京，天津是在清末民初。都是在时代更迭和新旧交替的时期。巴尔扎克所写的巴黎人也是在贵族社会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时期。

　　写集体性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鲁迅的《孔乙己》。他把民族共性（国民性负面）作为一个人的个性来写。这样写民族的集体性格确实很绝。孔乙己在生活里是没有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孔乙己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影子。这个人物有极高的认识价值。这是古今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物。

　　再有就像老舍的北京人，他是通过一群人，许许多多不同个性的北京人，来完成北京人的地域的集体形象。这个形象也深入人心。

　　我选择老舍先生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我不是采用长篇的方式。不是把一群人写在同一个生活的时空里。我采取小小说的方式，一篇小说写一个人，最多两个人。当读者把书看完，就会看出天津人独特的地域性格来。

　　由于各篇故事彼此无关，城市的空间感就会强，让人联想得多。这也是巴别尔的《骑兵军》给我的启示。他就是用长短不一、彼此无关的三十五篇小说把哥萨克的集体性格极其斑驳地写出来了。

　　第二点：语言

　　在鲁迅先生写鲁镇人和老舍先生写北京人时，小说的叙述语言与人物对话语言是两种语言。人物的对话语言采用的是地方的语言，叙述语言是作家自己的语言。通过这样的区别，可以将人物的地域特点强调出来。但这样的方法用在小小说里就会有支离之感。小小说短，必需紧凑。我采用的方法是，除去在对话中用纯粹的“天津话”，包括俗语、俚语；在叙述语言中有意地加进一些地域气质（津味）。比如天津人的强梁、调侃、戏谑与自嘲，以使对话语言与叙述语言融为一个整体，强化地域气质的鲜明性。

　　我在这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与我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散文，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笔墨。我认为语言也是要塑造的。这是我的一种试验。说出来，请大家指正。

　　（在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上的讲话，经过本人文字整理，2017.7.12 郑州嵩山饭店）

作者：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