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德

一、说中华

中华的中，指的是中国。远古“中”字像旗帜插在圈子的中央，表示有首领坐镇的社区。周朝农历的二月、五月和八月，执政长官都要划定一个圈子，树起大旗，召集士兵和民众从事军训。冬月阅兵，检阅场地中央用大旗当做徽识，会合各路人马，训斥和惩处迟到的人员。官府和有地位的家族举行祭祀，也在各自的中庭树立一面旗帜表明身份。国家中央的城邦以及国王外出的专车，都要悬挂有标志色的国旗，比如商朝是大白旗，周朝是大赤旗，显示国家的存在和权威。中国这个词，指的是国家中央政府所在的城邦，本名中邦。汉朝开国皇帝名叫刘邦，按照避讳的惯例，别的名称都要回避邦字，文献上的中邦统统被改成了中国。[1]

国家头等大事是祭祀和打仗。国字的构成，通常都带有戈和玉两个字根，或者直接写成戈和玉的简化形象。戈是打仗的武器，玉是祭祀的礼器。公元前22世纪，大禹召集各国首领治理洪水，首领们的身份证就是玉器。帝王专用的玉器，周朝通用玉圭，表示尊崇父系。秦始皇率先使用玉雕的传国玺，上面刻了八个字，意思是接受上帝的安排，国运长久而昌盛。每当中华帝国分裂成两个以上的政权，判断谁是正统，首先看你有没有传国玺这枚印章。敦煌文书的“国”这个简化字，中间的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传国玺。作为国都代词的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在嵩山附近建都的历史，通常指的是东周的都城洛阳。洛阳位于中原的中部，它的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洛阳于是同中国常常可以互换。秦代末年，刘邦屯兵洛阳，接受一位谋士的建议，进军关中平原，建都长安，地点在今天的西安。随后又把战国列强的后代和名流，总共十余万精英，统统迁往长安。西汉学者议论这段历史，称为中国迁徙长安。[2]

中国的第二层意思是指中原。大禹以嵩山和洛阳一带作为地理和行政中心，将东亚大陆划成九块，号称九州。中间的一州名叫豫州，豫州的平原就是中原。《左传》记述春秋列国的历史，中国一词频繁出现，多数是指东周都城所在的中原地区。官方的史书，中国、中原、中州又叫中夏，夏指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夏又是华夏语言的简称，周朝官方使用的典雅语言。周代诗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最初命名为风、夏、讼。夏就是雅，雅就是夏。晋朝王室迁都南京，士大夫都是洛阳的旧贵族，过了四五十年，仍然流行中夏的语音。用中夏语音朗读诗书，鼻音很重，音调沉浑，号称洛生咏，如同掉了牙齿的老奶妈的腔调。东晋人士发音不准，捏着鼻子念。画家顾恺之在无锡长大，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洛阳书生的口音朗诵诗文，他反问道：干吗要摹仿那种老奶妈的腔调? [3]

当中国特指中原的时候，它的范围相对固定；当泛指中华帝国时，它的版图却始终在摆动。公元前4世纪，邹衍把世界划成九块，称为大九州；中间的一州名叫赤县神州，也就是大禹的小九州。这意味着中国一下子扩大了九倍。邹衍的思想影响了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开疆拓土的天子，以致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汉朝的八大名山，三座在蛮夷，五座在中国，它们是华山、首山、嵩山、泰山和东莱山，而泰山和东莱山原本属于东夷。明清帝国的版图，按九宫和八卦排列，中宫与四正的地域是：东方震宫，从开封到黄海；南方离宫，从长江到南海；中原中宫，从长江到平遥；西方兑宫，从沂源到陟州；北方坎宫，从平遥到贝加尔湖。明朝有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控制范围，主张以霍山为中岳，以钟山为东岳，以罗浮山为南岳，以点苍山为西岳，以天寿山为北岳。不过直到明末清初，中原以外仍称中华四裔，而历代统一天下的王朝，自称大唐、大明、大清而不自称中国。外国学者把“中国”翻译成“China”,很不贴切。近代日本等国学者转译成支那，带有轻视的成份，如同汉唐帝国称古代日本国和日本人为倭国、倭奴一样，都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狭隘表现。[4]

中华的华，指的是华夏民族。华是花的本字，花是华的俗字。中国帝王上朝施政，坐北朝南，左东右西，西方象征阴性和女人。西岳华山是中国西部的标志，形态如花，古人又名花山。花是中国五色的母本，长花瓣的蒂，有人考证就是帝王的帝字，认为远古的帝，都是女性。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发祥地在西部，母系都是少典氏。他们俩人和他们的后代通过暴力或和平的形式掌握中国的统治权，轮流执政，人称家天下。周朝中央帝王把家族弟子派遣到各地当王，控制全国，让人民统统变成天子的忠实奴隶。这种制度代代相传，变本加厉。清朝遗民赵尔巽撰写清朝历史，在人物传记中开辟“忠义”一栏，记录忠于清朝政府的人士和奴才，人数约占立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北朝以及西夏、辽、金、元、清等统治或分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王族大都属于匈奴的后人。匈奴的祖先与夏禹是直系亲属，黄帝的支裔。中国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始于夏朝，中国的五色体系，后人别名夏采，夏采就是五彩。总之，中华五色体系带有鲜明的家族印记。不过从田野考古报告分析，中华人种并不单一。中国中部的民族通常指使用汉语、汉字以及五行系统的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共同采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体系。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进行殖民扩张，东面的势力波及朝鲜半岛、日本和库页岛，南疆越过北纬13度，西疆抵达锡尔河中游，北面匈奴的地盘涵盖贝加尔湖，进而形成一个松散的文化共同体。[5]

中国的实际版土有限，但延伸的范围很大。它的空间范围包括上下四方，时间范围涉及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叫做宇，古往今来叫做宙，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央，华夏族的首领就是中央的主人。汉武帝时代的精神领袖董仲舒望文生义地解释帝王的王字，说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表示贯通天地人的帝王。中国的数字，九是极数，五是中央之数。它们是天子显示身份的数字。天分九霄，地分九州，人分九亲。天体表示时令和方位的星辰是木火土金水五星，天子施政的宫殿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室，附会青赤黄白黑五色，其实就是洛书九宫或洪范九畴的变体。国都中部的皇城，名叫紫禁，同星占术中的九紫对应。皇城外围的都城，形同九宫图。皇城正中的大殿，正面九间，纵深五间。这一切就是所谓的“九五之尊”。[6]

中国这个综合概念，以天子为中心，以天、地、人为基础，以往古、今世、未来为变数。中黄－中央－中宫－中都－中原－中州－九州―大九州－宇宙，形成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路，而处在中央的天子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帝王的出身复杂，颛顼是黄帝的孙子，王莽是汉朝的亲戚，赵匡胤是后周的将军，刘邦是底层小官，朱元璋做过和尚，武则天当过宫女，唐高祖李渊有胡人的血统，元太祖和清太祖身为少数民族首领，而汉冲帝、晋穆帝、唐殇帝、宋恭帝、元宁宗、明英宗和清宣统皇帝都是孩子或大小便不能自控的幼儿。中国在特定的语境中名叫天下，战国学者声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自立为王的陈胜，当年在帮人种地时就不甘心呆在底层，心怀大志地说：“帝王哪有种呢？”这使得在位的帝王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不知道取代他的人是谁。正因为人人都是潜在的统治中国的天子，所以历代否定或分裂中国的人物，无不被视为民族的罪人；而另一方面，凡是用暴力整治中国的帝王，品行或口碑也大都不佳。割据一方的赵宋皇朝，被汉族视为中国的正统，不过自从宋朝势力撤出中原以后，便不再标榜中国。中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旧典，对应中国的中原地区随之远离文明的中心。

二、说色彩

公元前6世纪，天下一片混乱，有人指出：回避混乱世道的人是贤人；回避混乱地区的人就低了一等；再低一等的人物，不能预知国家的混乱，就只能回避颜色，也就是远离给你脸色看的国君。颜色的颜，指的是两眉之间。古人看人高不高兴，有没有杀气，第一眼就是观察这个部位。[7]

色彩的色，不等于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的脸色，却不能说两者没有关系。甲骨文的色，像一把刀砍一个跪着的人的头，意思同杀一样，都是砍头见血。按文献记载，舜帝最早使用这个字。舜帝是东夷人，东夷流行杀头祭祀。舜又是商朝王族的祖先，这个王族继承了杀人祭祀传统。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记录被砍头的人，共计一万三千多个。舜作为移民，西迁山西 ，大抵经过河南济源一带。济源同商纣王的朝歌城距离不远，当地的方言，色和杀都读ｓà，喉音，不卷舌，像血从喉咙喷出的声响。舜在山西汾河流域称帝，色和杀在太原方言中也都读ｓà，喉音，不卷舌。据不完全统计，在江苏苏州地区、浙江鄞县与云和、广西临桂两江等地的方言中，色和杀两个字都读sa，喉音。合肥与扬州方言，杀和色的读音也相当接近，不卷舌，韵母为舌根音或喉音。相传舜帝南巡，死在湖南的九疑山，他的儿子商均留守在那里一直到死。九疑山东麓的蓝山县，县城是一个方言孤岛，同周围的湖湘方言完全不同。蓝山方言的色与杀同音同调，读ｓē。蓝山方言接近客家话，所谓客家，通常的解释是从北方南迁的晋王朝残部，其实应当更早。唐代学者注释战国文献，指出当时的色、杀同音，与客家方言相同。[8]

杀头见血是远古的祭祀仪式，后来变成杀牲畜见血，用血作为祭品。祭祀大地，就用血灌地，向地神讨好。国与国结盟，在盘子中注入清水，割断畜牲的脖子，让血液流进盘中，由双方的首领吸血，或将血涂在嘴唇上表示诚意。这种仪式名叫歃血。歃血用过的器皿呈黑色，再用就表现为外黑内赤。大禹制造漆器，涂色就是外黑内赤。杀头见血的传统在中国始终没有绝种。周朝的刑法分五种：一是在脸上刺字；二是割鼻子；三是割膝盖骨使其残废；四是阉割，女犯就重击乳房使她的子宫脱垂；五是杀头。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犯法，可以免除刑法，不过如果犯了大罪，就把他遣送到一个清静的房间隔离审查，用杀牲取血的方法，在房里放一个盘子，盘底注入清水，盘面放一把剑。犯人戴一顶用家畜尾巴作装饰的白帽，表示像一个该死的畜牲，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割颈自杀。公元6世纪，高洋建立北齐，国土在东夷故地。他的儿子高殷是个儒雅的天才少年，受到众人的赞赏，被立为太子。有一次，皇帝要培养未来的国王杀人不眨眼的作风，命令高殷亲手砍断囚犯的脑袋。年仅十四岁的太子心慈手软，怎么也砍不断，被高洋当场殴打，吓成了一个结结巴巴的神经病患者。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为了节约子弹，处决死囚往往采用杀头的方法。据目击者讲，刀起头落，血从喉咙刹的一声喷出。血作为染料，既能直接染色，也能作为油漆材料。人的骨灰也是油漆上色的底料，有一年，宋徽宗要到西京洛阳巡视，当局紧急采购骨灰修饰当地宫殿，价格暴涨，洛阳周围坟墓中的尸骨全都被挖出来充当漆料。出售涂料的店铺，旧称血料铺而不是色料铺。于是，本来是形容血的“色”，演变成了各种色象的统称。[9]

色又同人体的颜色挂钩。中国人是黄种人，脸部由于喜、怒、忧、伤、哀，或发黄，或发青，或发赤，或发白，或发黑。心情和脸色对应的人，就是诚实或正常的人。不过面部色彩更多地同女人的容貌有关。眉毛青黛、嘴唇朱红、额头明黄、牙齿洁白、头发乌黑，就是中国美女面部色彩的特征。三国时，有一个人在生病期间，发现空中有五色物象，走近一看，变成了一位美女。南朝时，江苏宜兴有人在溪水中发现一块五色浮石，带回家放在床头，到了夜晚，五色浮石变成了一位美女。美女别名女色，简称色。姿色、声色、秀色可餐的色，通常指美女的容颜。京城美女云集，古人称为色府。国内最美的女人被称为国色。古代宫廷纺织、刺绣、绘画、印染，大都是宫廷职业女性的活计。这个传统，加深了色同女性的关系。有的学者以为色字的本义就是女色。[10]

色字的同义词是彩，古文写为采，像手爪在草木上摘果实。秋天的果实，以发赤的枣子和发黄的板栗最受重视。枣和栗作为婚礼中媳妇送给公婆的礼物，既见于文献，也见于出土文物。这种婚俗显示出女人与采摘之间的历史关系。采加糸，成为綵，綵指彩色丝綢，也指在丝绸上涂画、印染、织绣的颜色。采加彡，成为彩，彡表示色光与色泽。彩字出现的最晚，大抵在东周时期。按照汉字的造字规则，“色”同男人狩猎和杀生有关，“彩”同女人采集、种植、纺织、生育有关。色、采、綵、彩这些不同的单词，混称为色采、色綵、色彩，历史不长。色与彩最早的组合，不是色彩而是采色，表明负责采集的女人比负责猎杀的男人重要。它同阴阳、雌雄、牝牡、姓氏之类的古老词组，都是母系社会的遗迹。汉代以后，采色别名綵色、彩色。总之，采在前，色在后。本书为了照顾20世纪约定俗成的说法，沿用晚出的色彩这个词。[11]

北方官话中的色、采、綵、彩四个字，都不是卷舌音。这四个字的读音可能属于远古东南语系。中国的东南地区，五颜六色的植被花果和鸟兽虫鱼，远胜于中原地区。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涂红陶器，比北方的原始彩陶早出上千年。已知最早的漆器出土在东南地区。舜帝在汾河流域接管政权时，用油漆髹饰器皿，同尧帝使用陶器的传统相比，被认为是奢侈行为，以致有十三个地方政权表示反对。中国古代的颜料，主要是丹砂和石青，产地在长江流域和西域；植物染料，南方最为齐备。因而，中国人的色彩感觉更多地来源于东南地区，色彩观念定型在中原。[12]

色彩的形态或品种，现在名叫“色相”，色相是汉译佛教文献中的词汇，意思是万事万物，同现代色彩学的色相毫不相干。道家著作有“色象”一词，与色相同义，不过意象的象同相貌的相，内含和外延都不吻合，特别能体现中国色彩的特征。本书描述色彩的品种，采用了“色象”这个词。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色相这个汉语译文的同义词呢？这是因为古人不重视色彩的个性，只重视色彩的类型，而色彩的类型是分等级、讲尊卑的。中国人用色，崇尚鲜明纯正，不过古代颜料缺乏提纯的技术，出土文物的颜色，即使没有老化，也大都显得沉着。到了近古，由于颜料提纯技术的提高和国外精制颜料的进口，用色变得越来越艳丽和轻浮，反而失去了耐看的磁性。如果用现代颜料显示古代色彩词汇，就会似是而非。[13]

三、说体系

一个人有文化有悟性，叫做聪明。聪指耳朵能辨别角、徵、宫、商、羽五音体系，明指眼睛能分辨青、赤、黄、白、黑五色体系。五色各有各的名份：青为首，赤为荣，黄为主，白为本，黑为终。首的意思是先导，荣是华彩，主是总管，本是根基，终是归宿。五色以黄色居中，号称中黄，最为高贵，它是王权的象征，中华帝国的标志。古汉语黄与华同音，在特定的语境中，意思相同，黄就是华，华就是黄。五色体系把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正色是青、赤、黄、白、黑，间色是绿、红、流黄、碧、紫。五色体系中的青、赤、黄、白、黑同现代色彩学中的蓝、红、黄、白、黑有差别，这在本书的正文中有详细的陈述。五色体系之外，似乎还有文人画色彩和民间色彩两套体系，其实文人画是五色体系的宿敌，以轻视色彩为特征，谈不上什么体系；民间色彩自成体系吗？没有。中国自古没有民主城邦制度，也就没有独立意义的民间色彩体系。民间用色制度只是官方礼教五色体系的粗糙翻版，充其量只存在变异的因素。[14]

图43　五色体系示意简图

五色体系从官方向民间的传播，主要表现为三种现象：一是由中央推行规则，逐级传达，广播民间，结果如同湖中的飘浮物，总是在湖的边缘沉积，落地生根，形成传统。比如天子一年四季外出祭祀，立春前往东郊向青帝祈祷，穿青衣，佩青玉，驾青马；立夏前往南郊祈祷赤帝，穿赤衣，佩赤玉，驾赤马；立秋前往西郊祈祷白帝，穿白衣，佩白玉，驾白马；立冬前往北郊祈祷黑帝，穿黑衣，佩黑玉，驾黑马。率军出行，前面是朱雀旗，后面是玄武旗，左边是青龙旗，右边是白虎旗，中军是画着北斗七星的招摇旗，表明带兵的天子或主帅驾到。天子的用色制度，路人耳濡目染，经过图画、曲艺、传说普及民间。二是中央推行的规则，四方人士各取所需，扬此抑彼，局部放大，形成地方传统。比如广东属于中国的南方，按照礼教用色规则，南方的标志色是赤色，因而广东人崇尚赤色；南方又是赤帝管辖的地盘，赤帝在广东，地位比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要高，对他的祭祀最为隆重。三是两极对立。赤色是周朝和汉朝的国家颜色，等级高贵；赤色象征火而黑色象征水，水火不相容。黑水在周朝的等级卑下，但它却能消灭赤火，这又符合“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孔子是周朝的卫道士，主张君子不党。党字的古文写作黨，古文竖排，解析就是尚黑。君子不党就是君子不尚黑犯上，言下之意是不要同周朝礼教对立。此前此后，齐、晋、秦等诸侯国与周朝分庭抗礼，公然崇尚黑色。齐国的都城位于淄水之南，名叫临淄，淄就是黑。周朝宫殿朝南尚赤，而齐国的宫殿偏偏朝北尚黑，号称玄宫，玄就是黑，显示出取代周朝的野心。[15]

五色体系是观察、类比、附会自然万物的结果。中国先民发现人的感官相互关联，比如人的声音按照大小高低加以组织，就会像绘画按照五色组合而形成纹饰一样。又比如赤色给人热的感觉，青绿色给人冷的感觉；赤色给人吵闹的印象，青绿色给人安静的印象。再比如视觉不仅能同听觉、味觉通联，还能同心态、性情呼应。又比如天色对白色衣物的折射，古人比喻为“染”。五色体系通过感官的沟通，通过比照、联想、引申，编排出彼此关联的立体网状结构，反过来又制约人们的色彩感觉。中国诗人经常形容雾气发红、发绿、发黄、发紫。西方学者根据这类观察而建立了现代色彩学，而国人却将它引向了巫术。[16]

五色概念已知的最早记录，由舜帝提出，时间在公元前22世纪。五色体系的构架是夏商周三代推行的五行思想。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召集一群占卜家聚会，问某一天适不适合娶媳妇，五行家说可以，风水师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太一家说大吉。六方各持已见，请皇帝决定。汉武帝表示以五行家的判断为主，因为人取法于五行。什么是五行？木、火、土、金、水，古人认为它们是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用五来简化自然界，最直接的参照，一是人的五指，二是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三是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等五座星宿。五行学家推而广之，用五行规定所有的天文、地理和人事，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数千年植根农业的中国文明，五行学是一种很难避免和超越的学术。五色体系就是五行系统的外壳，它既给今人呈现出文明进程的局限和荒诞，也呈现出局限中蕴含的智慧。[17]

二十世纪学者为了从政治上批判封建文化，断言五行学是战国甚至是汉代方士的学问，这如同说有了五行学，中国人才长出五个指头一样无稽。今人倾向于低估古人的智力，以为没有留下记载的古代文化是一片蒙昧与黑暗。其实五行并不深奥，它比八卦简单。如果说伏羲的时代就有了八卦，那么五行的出现应该更早。在一切向西方看齐的20世纪，易学八卦由于被外国学术界关注，中国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加以抬举；相反，五行学由于很少有老外撑腰，中国学者几乎一边倒地加以贬斥，煞费苦心地缩短它的历史，像鸵鸟一样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把它视为旁门左道。这同四千年前列国畏惧夏王朝而一边倒地拥戴五行思想的行径，如出一辙。对色彩的反应，连低级动物都能领会。清代有个街头艺人养了上千只蚂蚁，一半是红蚁，一半是白蚁。艺人挥动红旗，叫一声“归队”，红蚁就排成一队；挥动白旗，白蚁排成一队。交叉挥旗，叫一声“穿阵走”，两队蚂蚁交叉行走，左右旋转，绝不混乱。低级动物尚且如此，人类就更不在话下。[18]

五行五色体系作为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一是具有系统功能，注重通感和统觉。二是具有指事功能，能标志天文、地理、人世和历史。三是具有象征功能，讲究寓意。四是具有控制功能，包括行为控制、等级控制、尊卑控制、自然控制等，从而规定事物之间相生与相克、制约与化解的关系。真实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能验证五色体系的覆盖力，五色体系能作为验证文物和历史文献是否真实的一个坐标。五色体系的内涵大于表象，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它不同于现代色彩学中的色彩立体模型，只是专门的认知结构。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业、礼仪与汉语。周而复始的农业活动，造就了注重传统、讲究四季四方的礼仪规则和方块文字，也奠定了五色体系的基础。五色体系同汉字一样，无论朝代如何更替都不曾被排挤，成为历代王朝治理天下的万能钥匙。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打出的是反封旗号，而当时的国旗、国歌却一致标榜五色。国歌的歌词写道：“亚东开化中华早，捐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五色体系的享有权从来都是天子，它的专利权却找不到归属。梁启超在1924年发表文章抨击五行学，指认它的发明人和倡导者是邹衍、董仲舒和刘向并加以痛斥。这种用推迟五行起源而把它当作异端的批判方式，没有脱离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恋祖作风：凡是早出的就是真理和经典，凡是晚出的就是谬论和异端。反封不能这样反。由于梁启超是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一言九鼎，和者众多，他的文章等于判处了五行学万劫不复的死刑。[19]

五色体系本来缘于直觉，但体系一旦形成，却反过来钳制视觉。古人关心的是吉与凶、利与害的视觉价值，反对色彩的泛滥，反对色彩的运用只顾悦目。于是，固定不变的五色体系始终受到尊崇，一切超出五色体系的色彩现象都被排斥，认为奢侈和淫乱。五色体系把世界简单化，抑制人性的多样与复杂，使得一切都变得可以控制和可以预测，从而窒息了中国人的独立意识，造就了一切向后看的国民习性。五行学与五色体系笼罩下的中国，只有帝王将相的威风而没有在野者的空间。秦始皇时代，非主流文化一片死寂；汉武帝时代，百家被废黜而少有不同的声音。五色体系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精巧楼阁，方枘圆凿、捉襟见肘、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历史上不断有学者质疑和批评。不过中国五色体系尽管原始，但其中的赤、黄、青三色与现代科学色彩学中的红、黄、蓝三原色却是对应的。三原色是夸克的基本色，夸克是构成宇宙天体已知最小的粒子；而黑白二色包含的阴阳模式是宇宙秩序的特征，诸如正电与负电，正物质与反物质，新星与黑洞，天体的光影与季节的冷暖，人类的两性以及生命的兴衰等等。如果人类是宇宙自我认识的天然使者，那么中国五色体系无疑是这个认知过程中的里程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