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最有影响的青瓷窑场，创烧于唐，衰落于元，五代、北宋、金三朝是耀州窑制瓷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本文试图就这三朝的制瓷成就略论其在中国青瓷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五代耀州窑是仅次于越窑的青瓷窑场

1984年以来随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铜川设立了考古工作站，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第三次大规模发掘。一大批釉面滋润、釉色青绿、造型秀丽、制作精进的五代青瓷标本相继问世，这批青瓷标本的出土不仅将一部分原定为北宋耀州窑青瓷的烧造年代提早为五代，而且向世人展示了耀州窑青瓷高超的水平。

从传世实物看，五代耀州窑是当时唯一可与越窑青瓷媲美的窑场，就器物的釉色而言，越窑青釉佳者呈湖水绿色，典型器呈现青中闪黄的艾色，釉层较薄，釉面滋润如玉，在唐代就赢得了“秘色”之称。五代耀州窑的青釉，佳者亦呈湖绿色，但青色较越窑淡，釉面较厚，与越窑青釉的色泽相比毫不逊色。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的记载说明，在宋人的眼里耀州窑青釉是与越窑秘色一样美丽的釉色。就器物的造型而言，五代耀州窑与越窑器皿的造型几乎都可在唐代金银器中找出原形。如葵瓣、花瓣、多曲口等形的碗、盘、碟，以及三足小盂、执壶、多层盒等等都是其典型器。由于多仿自金银器，因而两窑的器型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五代耀州窑器物的圈足都呈稍高外撇的形状，而同时期越窑器物的圈足则多呈外撇微卷的式样，这些细部的变化可能与南北金银器的不同特征有关。就器物的纹样而言，五代耀州窑与越窑多流行纤细的划花装饰，图案题材也往往取材于金银器，但两窑也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越窑在流行划花的同时，主要采用镂孔与彩绘的技法；而耀州窑则在使用划花的同时，在器物内底心流行堆贴鸟、凤、龟、鱼等图案的装饰。耀州窑的这种装饰也是借鉴金银器而来的，瓷器上的这类装饰为南宋、元代龙泉窑盘碗内底心广泛流行的贴花技法开了先河。此外这一时期耀州窑瓷器上出现的剔、刻花装饰尤令人称绝。就器物的烧造工艺而言，耀州窑与越窑多采用满釉支烧的技法，但越窑五代的支烧窑具多留有长条形泥条痕，而耀州窑五代的支烧窑具多流行较小的三支钉痕，正是这类小支钉支烧窑具的出现，才为宋汝窑官器芝麻钉窑具的使用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五代耀州窑与越窑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在工艺上还有更加的表现。尽管如此，在青瓷制作的总体水平上，五代耀州窑的历史地位仍次于越窑，理由如下：

1．

五代耀州窑的窑场规模与产品数量明显小于越窑

从发掘资料看五代耀州窑的窑场规模不大，窑址主要在今铜川市境内南漆河两岸的铜川第四中学校园内和现在的耀州窑博物馆对面一带的半坡上。面积不如唐、宋时期那样大，没有像宋代文化层那样普遍分布，也不如唐文化那样深厚。迄今为止，在这两区出土的五代遗迹有：窑址7座、作坊4座、灰坑18个。而五代越窑的窑场规模非常大，据林士民先生统计，五代至宋越窑的遗迹上虞县的窑址有42处，东钱湖的窑址有30余处，上林湖的窑址在唐代的基础上已猛增到153处，其规模之大无以伦比。五代耀州窑青瓷产量小于越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2．

五代越窑向朝廷贡奉瓷器有史可证，而耀州窑没有

五代耀州窑虽然在遗址中发现有刻“官”字的标本，但由于带“官”字的标本不一定就是官窑器，而且也不一定就是贡器，相反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到窑场订购的器物，因此很难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贸然断定五代耀州窑带“官”字款器物就是贡器。而越窑不仅在五代墓葬中出土有带“官”字的瓷瓶，并在五代窑址中发现有刻“官样”的标本，更重要的是在《十国春秋》等文献上都有关于吴越王向中原政权贡奉“秘色瓷器”的记载，其在当时重要的历史地位由此可知。

3．

唐、五代越窑的声誉远胜于耀州窑

越窑早在唐代就已闻名遐迩，耀州窑是在五代才开始烧造湖绿色青瓷的，因而其声望自然就比越窑小的多。有关五代耀州窑的记载目前能查阅的除了陆游《老学庵笔记》所指的“类余姚秘色”外，另只在对其著作时代有争议的五代陶谷《清异录》中提及，笔者认为文中所述：“耀州陶匠创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曰小海瓯”的器皿应该是五代的产品。而此时唐、五代越窑釉质青润的瓷器，倍受朝野青睐，许多诗人写诗赞美这美丽的釉色，其中有的诗句成为千古绝唱。如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徐寅（yin）《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明月染春色”、“薄冰盛绿云”、“嫩冰涵露”等等即是。文人的诗句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弘扬秘色瓷的作用，为秘色瓷成为闻名遐迩的青釉瓷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遗址墓葬的出土资料表明唐、五代越窑的青瓷比耀州窑更受中原统治者的青睐

据笔者所查，在中原地区统治者的墓葬或重要遗址中很少出土五代耀州窑青瓷，而在河北平泉县小吉沟一个辽墓中就出土过典型的五代耀州窑青釉产品近十件——剔刻花牡丹纹执壶一件、器内底心堆贴小龟的青釉莲瓣纹盏一件、盏托一件、满釉支钉支烧的灰青釉碗三件等。此外在甘肃地区也出土有五代耀州窑瓷器。由此表明耀州窑当时的影响主要在西北方，而不在中原统治区。而越窑则不然，不仅在唐代的重要墓葬中出土了数量颇多的秘色瓷，而且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发现了记于账册的皇室供奉的14件秘色瓷。五代越窑青瓷同样如此，既是吴越王向中原政权进贡的重要物品，同时也是钱氏家族墓葬中的重要陪葬品，其影响之大自然是耀州窑无法相比的。

二北宋耀州窑是当时最兴盛的青瓷窑场

北宋浙江越窑开始走下坡路，新兴的龙泉窑则处于刚发展的阶段，青釉瓷器的生产除了举世闻名的官窑(窑址至今不明)和汝窑器无与伦比外，北方耀州窑在五代基础上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当时南北最重要的窑场。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1．耀州窑在北宋时的烧造规模是其他窑场难以相比的。

发掘资料表明，耀州窑在北宋时期空前发展，烧造的规模明显大于当时的越窑、龙泉窑等其它青瓷窑场。遗址呈现出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繁荣局面，而且在河南的临汝、宝丰等地迅速形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北方青瓷窑系。《同官县志》：“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耀州窑当时烧窑的规模。元丰七年德应侯碑（1078——1085）：“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的题记生动地描绘了北宋耀州窑烧瓷的盛况。

2．北宋耀州窑是当时青瓷制作水平最高的窑场

传世出土物和发掘标本可以证明，北宋耀州窑青瓷的烧造质量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尽管此时的越窑产品仍然十分精美，器物继续进贡朝廷，但与北宋耀州窑展示的充满活力充满生力的瓷器相比，北宋越窑的青瓷仍保持五代的风格，并没有大的突破，而北宋龙泉窑与耀州窑相比则有着明显的差距。

从器物的胎质看，北宋耀州窑青瓷的质地致密坚硬，胎体均匀，胎色青灰；而北宋龙泉窑的胎质稍粗松，胎体较厚重，尤以器物底部为甚，胎色灰白。

从器物的釉色看，北宋耀州窑的青釉莹润肥厚，釉色青中微微闪黄；而北宋龙泉窑的青釉釉层薄而透明，釉色青中泛黄，釉易流淌，釉面不如耀州窑匀净莹润。

从器物的造型看，北宋耀州窑的器型丰富多样，除碗、盘等日用瓷外，尚有瓶、罐、炉、壶、盒、香熏、钵等，其中小口、短颈、丰肩、长腹的梅瓶及五兽足炉、镂孔香熏等器型尤为精美。而此时的龙泉窑器型比较单调，主要是碗、盘、碟等日用瓷，另有部分壶、罐类琢器，这些器皿与耀州窑精美的形制相差甚远。

从器物的装饰看，北宋耀州窑流行的刻花在当时同类技法中首屈一指，线条犀利流畅，图案雄阔密集。纹样多属单线刀刻，线条宽厚，风格独特。图案除常见的缠枝、折枝牡丹纹外，还流行水波花卉、鸟禽花卉等各种题材的花卉纹。北宋龙泉窑的刻花多辅以篦点或篦划纹，图案立体感不强，线条不如耀州窑青瓷刚劲有力。

从器物的烧造工艺看，北宋耀州窑不仅根据器型设计了几种不同形状的匣钵，而且大部分器物施满釉，仅足端处无釉。而北宋龙泉窑青瓷的窑具较简单，且比较粗糙，器物底部一般无釉，用垫饼垫烧。

北宋耀州窑烧瓷质量高于北宋龙泉窑的原因由此可知。

3．北宋耀州窑是当时向朝廷进贡瓷器的主要窑场

上文已经论及，五代耀州窑虽出土有带“官”字的瓷片，但文献上没有五代耀州窑进贡瓷器的记载，因而带“官”字款的瓷器究竟是贡瓷，还是达官贵人定烧的用器，至今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北宋耀州窑则不然，凭借着器物胎釉的精细和造型的精美，在作为商品销往国内外各大市场的同时，也赢得了朝廷的青睐，成为有史籍记载可证的贡瓷窑场。从宋人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及《宋史-地理三》：“耀州紧华原郡，……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的记载看，耀州窑当时贡瓷的时间大约在北宋神宗元年（1078-1085年）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前后长达30年之久。1953年在北京广安门基建工程中发现了300多片制作精美、刻有龙凤等图案、形制大而优美的耀瓷标本，据冯先铭先生生前所考，这批瓷器原是北宋耀州窑向赵宋政权进贡的器皿，后被金人作为战利品掠夺至北京的。

北宋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三金代耀州窑是仅次于南宋龙泉窑的著名窑场

金代耀州窑虽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烧造，但并无新的建树，产品质量开始下降，器物胎色浅灰，胎质稍粗，青釉深沉，以青中闪黄的釉色为多见，器物装饰以印花为主，刻花不如北宋精细，尽管如此，耀州窑在金代仍是北方青瓷的制作中心。而此时的南宋龙泉窑，由于在制作工艺上进行了改革，将北宋龙泉窑的石灰釉改进为石灰碱釉，并利用釉在高温烧造过程中黏度大、不宜流动等特点，采用多次施釉，多次素烧的工艺，烧制出有青玉般光泽和翡翠般美丽的粉青、梅子青釉。龙泉粉青、梅子青釉的烧制成功，标志着中国青瓷的生产至此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除了官窑瓷器之外民窑青瓷之冠。

金代耀州窑青瓷的生产与南宋龙泉窑相比虽无新的成就，但耀州窑在此时却成功烧制了一种中国陶瓷史上绝无仅有的釉层肥厚莹润、釉色淡青泛白的月白釉瓷器。从釉的外观看，月白釉与龙泉的粉青、梅子青釉一样都属于石灰碱釉；釉中钾、钠等碱性元素的含量增加，钙含量减少，只是铁含量比龙泉青瓷低，因而呈现白色，故有月白釉之称。

从传世实物看，金代月白釉的制作较同时期其它品种的器皿质量要好得多，不仅制作精湛，釉面匀净，而且形制优美。如罐、炉、执壶、瓶、鼓式供盘、荷叶形盖罐、单把杯等均十分精美。器物主要以釉色取胜，也有刻花等装饰。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记载中的“白者”应该是指这类如冰似玉的月白釉。这种釉色代表了这一时期耀州窑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金代耀州窑月白釉瓷器的成就也得到了后人的肯定。如清乾隆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中谈到：“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瓷，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承袭其说：“耀窑在西安耀州，亦宋时所建，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初制者其釉透亮如玻璃，其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有似粉釉之白，有似熟菱米之白不等。”

上述记载表明，金代耀州窑月白釉自其问世后就赢得了几高的声誉，尽管当时宋、金对峙，但像陆游那样的南方文人不仅熟悉北方耀州窑的产品，而且对晶莹肥腴（YU）月白釉给予极高的评价。金代耀州窑正是凭籍着这一类制品与南宋龙泉窑抗衡的，无奈产品的数量大大少于龙泉窑，而且月白的呈色很难胜过传统的青釉，金代耀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只能排在南宋龙泉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