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波 　　我与杨远威先生相识已久，对他的中国画创作历程十分熟知。早在十多年前，远威先生一时间陷入了一种彷徨、困顿的状态，身置江苏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艺术传统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以往的审美取向产生了一种疑问。从早年起，远威先生一直沉浸于中国绘画传统的视野中，从宋元山水到明清笔墨，他都很好地、极有领悟地揣摩过、研习过。我曾见他临仿的八大山人及“金陵八家”的一些作品，形神毕肖，且笔墨之间洋溢着跳荡不拘的节奏。后来他又深受江苏画派亚明、宋文治等人的影响，作品自然袭上一种秀丽清新的格调。此外象黄宾虹的深厚，吴湖帆的精丽和陆俨少的温润也都曾进入过他的艺术视野，都或多或少地在他的笔端下流露出来。依一般人看来，他完全可以按这种道路走下去，从而在江苏画坛分得一片天地。而且依我看来，凭他的悟性和既有的根基，他的这种努力绝不会毫无成就，他十多年前的作品就比目前市面上连篇累牍发表的有些作品要好得多，有修养得多。然而就在当年与我的交往中，他对自己的创作取向就十分苦恼，环顾四周，画家如林，大师如擘，自然感到一种压力，想从中脱颖而出、自领风骚谈何容易！彷徨、困顿由此而生。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对袭有西方现代艺术之风的中国画创作也曾抱有一份“同情”式的理解——很显然，他在这些创作取向中寄托了一种力求挣脱困顿的愿望。其实，他在早年一边研习传统时，他就一边摇头，自我否定，当他向我翻阅那些面目相似，画得不错但却没有自己想法的作品时，不屑的神色在翻阅之中时时可见。对此我有同感，并引为同调。 　　远威先生敏锐、聪慧。我一向认为，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有这份天资。天资有大小之分，就天资与传统的关系而言，小天资能顺应传统，且巧变而出；大天资则统摄传统，凌驾在传统之上，且化传统为我所用（如画史上吴道子、荆浩、范宽、八大山人、石涛、近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均属之类人物）；而无天资者拘于传统，且死于传统。远威先生其天资，照我看来在大小之间。然江苏的绘画传统十分强厚，且分宗分派，体系如垒，因而其天资一开始就被传统的缰绳牢牢套住。正是这样，我们从他早年的作品中似很难看出在其视觉语言上的天资成分——这一切仿佛在他敏锐的鉴赏力中才多少体现出来。然而思量一下他那种不安的彷徨和困顿状态，才可能真正地体知到他本来所禀有的那份聪慧之存在。 　　记得十年前，远威先生曾给我看过他的一枚印章，上刻有“东张西望”四字。其间言语诙谐、神情的诡异令我心中一动。这四个字的确对他来说意味深长——后来我得知，他的中国画创作实际上开始了一个“西望”的过程。由于工作关系，远威先生有一个时期长时间游居欧美等国。当我看见大量的国外风光速写作品时，我知道这是“西望”的艺术成果了。后来他又去过东南亚、港、澳等地，包括内地的现代都市，渐渐明确了他的审美取向：以都市风光作为他中国画创作的主要题材对象。在如今人们普遍关注于都市题材时，远威先生实际上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他的艺术探索。这里发表的作品乃是他探索的一个侧面。 　　当代中国画坛时常讨论一个话题，即如何进一步创造和确定中国画的现代审美品格。其实自20世纪以来，经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及后来傅抱石和李可染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中国画的“现代”品格已然彰显，只要对比一下他们与古人的作品，即能知晓中国画在现代化历程中究竟已走了多远——无论是在笔墨情调还是在风格趣味、境界上，这已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审美天地。总结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可归纳如下几点： 　　一是比较注重中西融合。尽管有的学者对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但有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即在上述画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可磨灭的西画痕迹。徐对西画“明暗”手法的借取，刘、林两人对西画“色彩”的采用，皆堪称中西融合的艺术典范。 　　二是能注重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描绘。通过这一描绘，他们已十分成功地将传统的趣味和格调转换为极富现代感的审美风貌和境界。在这方面不仅有上述徐、刘、林、傅、李等大师，而且后来的江苏画派钱松岩、亚明、宋文治和魏紫熙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是能很妥贴地处理好传统手法与现代题材之间的关系，进而又能十分自然地处理好中西方绘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讲，他们能成功地将传统绘画“语言”作为一种依然富有生命力的因素保持在现代“图式”中，同时又能将西方绘画手法巧妙地统一到中国绘画的审美格局中。 　　远威先生这批现代都市题材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他的作品不仅用“线”，而是还采用了许多“刷”笔手法。在色彩上不仅有中国画颜料，而且还有西画颜料，色彩重叠、斑斓，与墨色交织一体。或重压画底，或排空而来，或依象而生——使画面由于偶然性而顿生出诸多不确定的随机因素。在构图上，焦点与散点自由调度和运用，然而这一切于自由挥洒中自有法度在，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西画明暗光影的手法，而且还可以感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气息。 　　远威先生笔下的景观，既有欧洲的教堂、古堡，又有美国的白宫和世贸大厦以及形形色色风格迥异的现代建筑。应该说，以中国画的笔墨和色彩将这些新的题材形象表现出来决非易事，或许会流于刻板、机械，或完全沦为西画的变种。记得张道一先生看了他的作品后说：“中国画多以曲线为主，以现代建筑为题材，则主要以直线语言居多，这在绘画的形式美感上必然带来不少困难。你在克服这一困难上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一分析颇为中肯。很显然，现在都市大多以“直线”形象呈现，远威先生在表现这一景观时既有“直线”的勾画，但更多的是以不规则的墨块、色块加以写意、概括，有时则用若断若续的线条“抽象”地表现，间或以弧线造型和树木加以破之，从而使以“直线”形象为主的画面语言变得异常丰富，并造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和节奏感。更重要的是，由于远威先生对“都市”题材探索多年，因而深解都市风情，已不再满足于对其外貌的简单地模写，多变的造型手法和幻化的笔墨风韵与都市精神融为一体，和盘托出，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现代都市激越的生活节奏，也尽显画家对生活的挚爱之情，从而将这一题材的审美表现提升到一个新的艺术层面。 　　有人说画这类题材，大有为出新而有取巧之嫌，远威先生对我讲，“决非如此”。“我对这一类题材完全是一种偏爱，甚至是一种固执的偏爱”。远威先生还对我说，这类题材虽然是“现代”的，但他决非要割断中国绘画传统。信斯言也。其实远威先生能够如此娴熟地描绘这一题材，恐怕还是得益于他早年对传统多年的研习，他对线、墨、色的运用和控制，若无早年之功力作为依托，乃是不可想像的。只不过他对传统的具体表现手法，采取了一种能用则用、需舍则舍的态度，却不再为其所笼所套，而是完全应目会心，观物而取象。按照明代画家王履在《华山图序》中所言：对于传统“家数”，“可从，从，从也。可违，违，亦从也。”“时当从，理可从，吾斯从矣。”“时当违，理当违，吾斯违矣。”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因为无论传统手法也好，西方绘画也罢，皆必须服从审美表现中的“时”与“理”。遵从“时”与“理”，才是审美创造的大道理、大原则，把握这个大道理、大原则，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中国画的现代审美品格。 　　我不能确定远威先生那份天资和聪慧在这类题材中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是作为他多年的探索、作为他“东张西望”、力求摆脱早年既定的画风和一时的彷徨、困顿状态后的艺术飞跃，他的努力和成就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樊波，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中国书道）杂志200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