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我在香港过端午节， 6月23日往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了 “毕加索艺术馆珍品展”。

尽管5月已经过去，但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系列节目的重头戏，“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珍品展”在香港仍然令市民趋之若鹜。6月底之前的网上订票早已被一抢而空，许多游客只好一早便赴展馆，争取买到当天出售的有限数目的入场券。

作为世界最伟大的画师之一，毕加索一生留下了数万件不同的作品——和其他画家不同的是，毕加索的作品风格多变，而且涵盖了不同的流派。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胡佩珊介绍说，在与法国方面沟通之后，双方精选了56件毕加索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49幅画作，还有7件雕塑，涵盖了毕加索70多年的创作历程。

这些作品包括了毕加索在蓝色、粉红、原始、立体主义、新古典和表现主义等时期的经典作品。展品也按时间顺序，排布于两间展厅内，方便观众梳理毕加索不同时期画风的流变。

很多看完毕加索画展的人，都会惊讶于毕加索在14岁时的两幅油画《赤足的少女》及《戴帽的男子》。要知道，此时距他开始跟随父亲研习装饰画，不过三年时间。两幅画写实风格浓郁，受西班牙画家委拉斯盖兹(Velasquez)画风影响颇深，注重肌肤纹理和衣褶等细节的真实。人们很难想象，毕加索在如此年少之时，已经可以像优秀的成年画家那样娴熟地展现写实风格。

从毕加索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学院训练的规范。其中第一次重要改变是在毕加索19岁离家往巴黎后，他受好友的自杀触动，渐渐开始注重色块拼贴及阴影重叠，以色彩比拟心境和情绪。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男子肖像》。

粉红时期之后，毕加索作品在1906年左右转入土黄色元素，这一时期他吸取了更高的主题，伊比利亚艺术或加泰隆尼亚古罗马雕刻的简约和原始风格，把空间与造型尽量简化，从而开创了非常“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这个时期的作品有早期立体派的代表作《亚维农的少女》和《有胡子的男人》(1914年)。

在展馆里，《戴帽的男人》、《男子肖像》和《有胡子的男人》三幅画作并置，巴黎国立毕加索艺术馆馆长巴尔达莎莉认为，这三幅画非常好地解释了毕加索在20年间，如何抛开早期现实主义画风，开始“反抗”写实主义者对“真实”的定义。巴尔达莎莉提醒说，毕加索画风的变化，与当时社会及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即使游客并不了解背景，也会发现，《有胡子的男人》看起来已经“非常毕加索”，包括将物料(如破布)的日常性掺入画中，又如色块的无规则拼接——对于一个不了解毕加索的人来说，很难会把这三幅作品归为同一位画家名下。

随后，在1924~1932年间，毕加索在为芭蕾舞剧《墨丘利》设计布景和服饰的过程中，又开始展现出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他在1924年创作的《桌上的曼陀铃》加入了富有动态的曲线，从而打破了立体派画风，这一时期的《沉睡的女子》(1927)、《手持尖刀的女子》(1931)以及《坐红色扶手椅的女子》(1932)均体现了一些不安、诡异且像梦境般的人物。

如果说毕加索有反叛精神的话，可能不是在作画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上。二战时期，他愤愤于纳粹暴政，隐居于世。但这一时期，他完成的画作《捉龙虾的男孩》、《小孩与鸽子》以及雕塑《猫》等，却并非蓝色画作，反而是处处体现温馨家庭的意象，显示画家希望在乱世中寻得一处宁谧居所。

或许这正是毕加索被世人所景仰之处。他的一生勇于探索和创新，而他的作品，不论何种风格，均带上了明显的传记色彩，反映出社会划时代的变迁和冲击，同时他并非被动接受现实，而是以画为书，记录了自己以朋友、情人、父亲、名人和社会观察家等不同身份的所见与所闻。

毕加索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出大量的画作、雕塑、版画、素描和陶瓷等，被誉为现代艺术史中最多产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如果抛开艺术流派而言，他的数万幅作品也足以组成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