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书法的题跋

 

     朱友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摘要：翁方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其书法质朴、浑厚，但由于缺乏创新而被后人批评。本文从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等书家书法的题跋入手，着重阐述了翁氏实用、复古、理性的实践观点，较全面地探究了翁氏书法得失的原由。

关键词：翁方纲；  书法 ；   题跋

翁方纲作为清书法四家之一，既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金石学家，具有较高的地位，较大的影响。翁方纲以其书法著称于乾、嘉两朝，当时北方写碑版者毕归之。翁氏的书法以小楷见长，工整质厚，有朴静之境。其行书取法晋唐，风格拘谨。

然而，与同为书法四家的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相比，其书法遭到了后人较多的批评与否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包世臣云：“宛平书只是工匠之粗细者耳 。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不止无一笔是自己已矣。”[1]杨守敬云：“覃溪小楷尤精绝。但微嫌天分稍逊，质厚有余而超逸之妙不足。”。[2]康有为云：“覃溪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3] 可见后人批评之甚及其书法的缺陷。作为诸多方面成就较高、见闻广博、临池勤苦的历史人物，如果仅仅以天分稍逊作为书法缺陷之原因，或许不够全面、缺乏说服力。翁方纲的书法风格得失应该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乾、嘉时政治学术背景、翁氏自身的学术研究及书学思想，造就了其书法风格。古人云，书者，心画也。书法是书写者思想及性灵的反映，艺术主张是影响艺术创作的决定性因素。风格即人。研究翁方纲书法思想有必要先分析其诗学主张。翁氏的学问受清代考据学风的影响较大，作为诗人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张以学为诗，以质厚为本，以古人为师。当时王渔洋的“神韵说”指诗的神韵、风调，偏于虚。为了矫正弥补神韵说的虚与空，翁氏的“肌理说”则主张以学为诗，偏于实。而翁方纲的诗歌理论对其书法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书法得之在“实”，失之也在“实”，缺少气韵的[1]生动与神采的超逸。再则因为他泥古，而且偏执地主张以楷书为主，使得他未能在行草领域取得应有的成就。

翁方纲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以及碑版学家，其所题跋的刻帖及碑版数量十分可观。书法题跋主要包含所跋碑帖的流传状况、评价及题跋者的艺术思想。我们能从其题跋中发现和探究翁氏书学的立场，从而理清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米芾为帖学集大成者，董其昌乃以米芾为宗的帖学大家，二者都是历史上帖学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本文选取翁方纲关于米芾、董其昌等书家的书法的题跋为切入点，从翁方纲对米芾、董其昌书法的题跋评价，我们能了解翁氏关于帖学的见解及行草书创作的主张，分析，挖掘翁方纲书学缺陷一些具体原因。翁氏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对当时的书坛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也能启发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帖学衰微的具体过程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观念决定创作、实践。通过其书学理论的剖析，我们便能较清楚地知晓翁氏书法得失的具体原因。本文选择翁氏对米芾、董其昌及其他书家的题跋从如下方面加以分析。

1. 实用主义的楷书。

翁氏作为政府命官，崇尚经世致用之道，主张学以致用。因此，他非常重视书法的实用价值与功用，认为楷书是六体书中最实用的书体，是应试、抄写文案书籍等的必需工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其题跋中，翁方纲极力推崇楷书的实用性。这种主张使得他在小楷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人对唐代楷书的重视。然而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他行草书的成就。行草书是帖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被时人推崇的帖学家却未能在行草书方面形成自己的个性，无疑是遗憾的。翁方纲非常推崇唐楷，尤其是欧阳询的楷书，认为不重视楷书的风气是从宋代开始的，而米芾是始作俑者。所以在题跋米芾行书时，他对米芾专攻行书不重视楷书的作风作了批评。

“米老专务行书，其于古人，分际第拈取大意，自谓得之矣。[4]若虞欧以上，由萧羊而问津山阴，自必从楷书始。米又援石鼓文诅楚文，盖不欲仅以今体书自居耳。昔岳倦翁方纲亦以米来系于六书之统绪，然即以今体言亦当以正书为主。米所谓学欧褚者固未知何帖，然其意不取小字则恐启后学凌弊。岂得因远企古鼎而轻视一切乎？[5]

显然翁方纲指责米芾不重视楷书，开启了后人专务行草书的风气。作为行草书之基础，学书者当然应该重视楷书。草圣张旭楷书《郎官石记》便有相当高的造诣，这无疑是草书的坚实根基。但翁方纲重视楷书的出发点似乎并非仅仅在此，其实他更看重的是楷书的实用价值。由此可见其书学受偏于实用的肌理说的影响。

楷书既作，因之逐生行草，而行草亦不可用于公私书籍，则楷之为正，楷之为则。其视周秦以前古所用，自较为明晓，可以通行永久。[6]

翁氏从实用角度肯定了楷书的价值，并认为应以楷书为正，楷书为则，将楷书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书法的实用价值，就必然会减弱艺术性。难怪后人往往将翁方纲归为馆阁体书家。馆阁体讲求墨色乌黑、点画光滑、结构方正，完全是一种实用的字体。康有为评翁氏书法狭隘浅弱，或许包含了对翁方纲实用性书法的批评。既然翁方纲认为行草书不能用于公私书籍而置之于相对次要地位，就不可能花许多精力来学习行草书，也就无法取得较高的成就。可见，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对其书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此外，翁方纲关于行草生于楷书之观点是偏颇的，草书是由隶书发展形成的一种书体。从翁氏的书法理论可看到清朝帖学的逐渐衰微的一个侧面。

1. 复古主义的理论

在诗歌方面，翁方纲强调以学为诗，以古人为师，被袁枚讥笑为掉书袋，缺乏性情。但由于其以学为诗，内容充实，而能自成一派。翁方纲在书法上也主张以古人为师，符合常理。但它片面地强调书法必须无一笔无来历，而忽视书家的独创性及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古主义，必然会严重地阻碍书法的创新和自我个性书格的形成。对于其泥古的学书态度，后人指责较多。包世臣便贬其无一笔是自己，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虽然翁方纲主张临摹古帖要先形似再求神似是合理的，然而其晚年仍就斤斤计较于形似便是泥古不化。况且临摹的方法也包括摹书、实临法、意临法等，书家有一定功力后多以意临法为主，临摹时取其意则能得其形势。李世民所谓“今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7]可见翁氏主张临摹古人讲究笔笔有来历，把临摹当作书法的目的而非手段，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这必然会压抑书家的个性，显然过犹不及。翁氏对董其昌的临摹方法进行了反复的批评，认为董氏不是临摹而是随意的抄写。这当然对针砭当时董书盛行的时风弊病有一定的作用，但有矫枉过正之嫌。翁方纲跋董其昌《宝际寺碑》临本云：

董临古帖，是自运耳，此盖其中年所作也。[8]

翁方纲跋董其昌钟、王临本云：

文敏临书之落落取大意，不求肖也，然临古人书，不特神欲肖，即形亦当肖，但看米老临右军，则无不肖矣。[9]

翁方纲跋董其昌法书云：

董其昌长于自运，，而临古每不堪取肖。[10]

临摹要无我，看来翁氏的批评也言之在理。然而创作时要有我无古人，所谓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才是艺术家之所应追求的。翁氏却偏颇的强调师古，强调笔笔有来历。作为继承二王并有所创新的帖学家，王铎一直到晚年都力求一日临摹，一日应酬，便是善于师法古人借鉴古法的典范。翁方纲却对王铎个性极强的行草书风也颇有微辞。翁方纲题跋王铎书云：

此卷韩所跋王觉斯书，亦震于其名，而空赞之。观此卷，乃知王觉斯于书法，亦专聘己意而不知古法也。夫真、行、草理虽一贯，而格必兼通，末有不精楷而能作行草者，亦未有不得通行草而专精真楷者。若王觉斯之真楷，则有时争胜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笔，则逊之远矣。夫惟率意行笔，乃见规矩，亦谓创草破正，亦关于学养，非可苟焉已也。[11]

当然，翁氏指出楷与行草相辅相成是言之在理的。然而批评王铎专聘己意不知古法，正反应了翁方纲过于迷信古法而忽视自身个性的缺陷。在翁氏的眼里，古法似乎是其书法的唯一追求。在其题跋之中，翁氏强调最多的便是古法。

康里子山能日书三万字，故其草法飞动若此，然中间实有数笔似晋法出者，非尽以迅扫取势也。[12]

近世书法家执董文敏之论，偏尚渴笔，务为沉劲。似以赵书体涉轻弱，岂知墨迹精微无一笔不入古人之宝。[13]

而其（赵文敏）书法深稳，应规入矩，奄有《圣教》《兰亭》之法。[14]

可见，翁方纲衡量书法的标准似乎就是看有无古法，这势必会导致艺术的个性与革新的忽视。翁氏对米芾、王铎、董其昌都有微词，惟独对赵孟推崇备至。原因恐怕便是赵书属于复古派，具有晋人法度，符合翁氏的口味。翁氏赞叹赵书无一笔不入古人之室，与其对王铎的批评相比较，充分地说明翁氏泥古的缺点。这与翁方纲最推崇的王羲之的“适我无非新”的主张格格不入。但学古人之形，而不法古人之神，无疑是刻舟求剑。当然翁方纲极力推崇晋人，正本清源，取法乎上，在当时赵、董书风盛行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理性主义的行草

翁方纲的泥古态度限制了其书法的性灵与个性。翁氏不但贬低行草书的价值而且对于行草书的理解也过于理性化和学术化，这大概和他学者性情有关。唐代书法尚法，宋代尚意。尚意书风以意态为主，追求法外之意趣。米芾刷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无一不形象地刻画出宋代书家书法的尚意特色。翁氏对宋代米芾以后行草书的纵横挥洒、逸笔草草的尚意风气颇有微词，认为这种习气尤其董其昌为甚。翁氏非常关注行草书的细节与法度，认为行草书要以楷书的结构为基础，因此写行草书就必须重视楷书的结构。

翁方纲题跋颜书《竹山联句》云：

愚意正书，未有不先讲结构，自宋四家后，多趋行草，疏于正楷。是以能手往往故示纵横而不能于笔画间细意结构，至明董文敏，而尤其矣。唐人正书，则笔笔精益结构。[15]

对于行草，古人主张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书法要先求平正，然后务追险绝。翁氏认为写行草书要经意楷书，结构端正不可姿态欹侧，用笔严谨不能逸笔纵横。楷书的确是行草书的基础，但如果一味追求楷书的平正性，必然会导致行草书僵化程式化，也不符合先求平正，再追险绝的道理。况且草书乃由隶书演化而来，岂能仅以楷书之结构要限定草书呢？而且行草书结构有自身的结字法则，还讲求随势而生法，可以说以意立形，因势造形，是行草书的一般规律。行草书为动态型书体，而楷书为静态型书体，其差别是明显的，因此不可简单的以楷书的标准来框定行草书。翁方纲云：

予又藏吴中皇甫兄弟杂文写稿，虽涂抹草草，亦皆是长洲楷法之体。[16]

可见翁氏欣赏的只是其涂抹稿书中有楷法之体。

翁方纲跋董文敏书杜诗云：

冯定远尝讥董书不讲间架结构，致启后人滥觞。此论极正。然米南宫行草亦己粗细肥瘦之不均矣。盖宋贤以后，名家日趋行草，而不耐庄楷，虽贤者亦不免有化去结构之意，然则所谓化境者，赞词乎？抑微词乎？[17]

翁方纲批评宋代以后名家日趋行草，而不关注端庄的楷书，虽然贤者亦不免有化去结构之意。并指出董其昌的书法不讲间架结构。可见主张行草书须讲究楷书的间架结构是其一贯的思想。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翁氏过分强调，物极必反。行草书毕竟有其本身的特性，岂能如此理性地以楷书的间架结构来框定行草书呢？翁氏按自己的楷书标准，认为行草书用笔须均匀，不可有太大的变化，因而批评米芾行书用笔的粗细肥瘦不均，当然有悖于书法的规律。《书谱》论用笔要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便是强调书法用笔的丰富性。翁氏行书用笔浑厚，但偏于单调，结构拘束缺乏灵动，正是其书学观点的写照。可见翁方纲此观点的缺陷所在。翁方纲在题跋再三强调自己的观点。

此下晋唐宋诸家则皆不敢言化去结构也。惟米与董却自命在千古以上耳。[18]

然愚谓董书不甚留意结构，往往随意挥洒以为化境，亦末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书家究竟当以神骨与结构并重。岂得竟抛荒结构而高谈神骨,试问神骨奚从出乎?[19]

翁方纲指责米、董二人自命于千古之上，敢于忽略间架结构。翁氏认为书法不讲间架结构，那么神韵从何而来?其实翁氏误以为行草皆源于楷书。在楷书发展成熟前，草书家肯定是不知道讲究楷书的间架结构。他们草书的神骨从篆隶结构中获得,而不可能源于楷书之结构。为何翁方纲专重楷书及其结构，而贬低所谓的神韵呢？其中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及其客观原因。翁氏的肌理说便是补救王渔洋的神韵说的空虚与不足的。翁氏作诗主张实学，反对高谈神韵。郭绍虞指出其肌理说偏于实，缺少情性。而翁氏的书学理论正有此病。不仅是其学者性情，而且其学术主张对他的书法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这是清代学者书家的特点所在，这是时代的产物，翁方纲具有典型性。

翁方纲在跋董其昌论书卷云：

董华亭以禅理论书，直透无上妙谛。书非小艺也。性情，学问，人品皆于此见焉。董文敏天资、笔力，十倍于前人，故能卓立成家，若后人无其骨力，而效其虚机，竟可束帖于高阁，而自聘笔锋矣。．．．．．．．士生今日，经学日益昌明皆知考订训诂以求实得，则书学必当上穷篆隶，研究晋唐以来体格家数，忽为空言虚机所惑，不可以运掉空灵而忘结构，不可以矫语神肖而废临摹。且楷本隶体，自必以方整立定间架，而后可言圆美。[20]

可见，翁氏对董其昌的天资、笔力及以禅论书的理论还是充分肯定的。书学应当上穷篆隶，研究晋唐以来名家，都言之有理。然而以训诂考订及经学来限定书法，把学术与艺术混为一谈，弊害则生。学术乃理性思维，求严谨缜密，艺术则为感性思维，务想象浪漫，二者差异之巨大不可同日而语。翁方纲的书法狭隘，拘谨的毛病与此不无关系。这也是清代一些学者书家的病弊所在。书者，散怀抱也。如果以结构谨严、工整、笔笔有来历，来指导书法尤其是行草书，必定难有散怀抱、表性情的佳作。

总而言之，清代中期帖学属于兴盛阶段，但就总历史趋势而言，这是帖学衰微过程中的一个小的兴盛期。作为兴盛期的帖学代表书家翁方纲尚且未能在帖学领域取得较高的成就，尚且遭到后人极力批评甚至否定，可见清代帖学的确是强弩之末。人们往往以为帖学衰微是由赵、董书风的盛行所致，尽管它也是帖学衰微的原因之一；但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其变化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帖学衰微未必仅仅由赵、董书风的盛行所致。由翁方纲对董其昌书法的题跋可知清代书家并未盲目去崇拜董其昌或赵孟頫，他们以批判的眼光来接受赵、董。清代考据之风大盛，书家学者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翁氏的书法理论多受到当时考据风气的影响。翁方纲以楷书为正的实用主义及理性主义的行草书法论，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行草书领域有较高的建树。翁氏求笔笔有来历的复古主义，也决定了其书法缺少个性与风格。翁方纲学术成就甚至书学成就较高，然而其书法受人诟病，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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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3—16

作者简介：朱友舟〈1973— 〉男，湖南岳阳，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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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宗霍﹒《书林藻鉴》[M]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P216

[2] 马宗霍﹒《书林藻鉴》[M]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P216

[3] 马宗霍﹒《书林藻鉴》[M]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P 216

[4]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光绪丁丑重校本  石印本    台湾文海出版社  P1271

[5]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光绪丁丑重校本  石印本      台湾文海出版社   P1045

[6] 翁方纲﹒《苏斋笔记》[M]卷第十四，古典刊行昭和八年刊。

[7]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   P120

[8]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光绪丁丑重校本 石印本   第二十四卷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8

[9]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六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1648

[10]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十四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4011

[11]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光绪丁丑重校本  石印本 第三十二卷   台湾文海出版社  P6

[12]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影印本第十二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3194

[13]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三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772

[14]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五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1347

[15]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 光绪丁丑重校本 石印本  第二十四卷  台湾文海出版社   P3

[16] 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P348

[17]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十四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4141

[18]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Z]影印本  第十四册    台湾文海出版社  P4021

[19]翁方纲﹒《苏斋题跋》[M]卷上 见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P3

[20] 吴荣光﹒《辛丑消夏记》[M]卷五  见沈津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P357

  Studying Weng Fanggang’s  short comments on the scrolls of Mi Fu &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Zhu Youzhou

Fine Arts College  Nanjing Art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0013

Abstract

Weng Fanggang was a well-known scholar and calligrapher in Qing dynasty, whose calligraphy style was plain, simple and vigorous but was criticized by later calligraphers for lack of innovation. From the start of studying his short comments on the scrolls of Mi Fu,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the author focuses on expounding Weng’s practice views on pragmatism, restoration and rationalism and fully probes into the causes of hi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calligraphy.

Key Words:   Weng Fanggang;     Calligraphy ;  Short comments on a scroll of calligraphy

 

 

作者：朱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