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图片里的女性形象常由男性定义，无论是像《草地上的午餐》里马奈画的直视观众的裸女、还是盖·伯丁（Guy Bourdin）那些充满视觉刺激的时尚照片。根据著名评论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的观点，图像中的女性，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男性对女性的欲念。

但随着摄影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用相机自拍，其中，有许多摄影师和艺术家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视角，她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决定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用自拍进行创作。

要说女性艺术家的自拍，首先不得不提被誉为“自拍女王”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舍曼的照片源于对女性身份、女性文化的观察。她通过自拍，探索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种种角色。从上世纪70年代起，舍曼将自己打扮成电影演员、家庭主妇、明星、小丑等等，然后拍下自己。即使逐渐老去，在皱纹爬上脸庞时，舍曼也并没有将其视为阻碍。在2016年的这张照片（下图）里，她的创作力依旧旺盛，演绎了一个好莱坞贵妇的形象。

舍曼通过自拍，探索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种种角色。另外一位与她同时代的女性摄影师弗朗切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则用自拍将个体的精神流动展露在外。在她短暂的生命里，伍德曼一直将镜头对准自身和一些亲密的朋友。她常用长时间曝光，拍下了裸露的身体在空间中的痕迹，身体在空间里时而像一棵树，时而像一种动物，有时像水，有时像风。这些照片拥有神秘的氛围，连接了肉体、心灵与空间。

舍曼与伍德曼通过表演性质的自拍打开了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自拍则是一段段真实历史的记载。戈尔丁曾拍过自己被打得鼻青眼肿的照片（下图），她画着口红、戴着吊坠耳环，看起来打扮的很好，这和她血红的眼睛与周围的瘀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张照片拍摄于戈尔丁被她的男友殴打后的一个月，戈尔丁勇敢地展示了这张照片，告诉人们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可能遭到的暴力。

相比戈尔丁展现出的强大声音，另一位摄影师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则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她的一生，她死后，世人发掘了其一生所拍的照片，数量多达10万张，由于迈尔生前是一名保姆，世人便给她冠以“保姆摄影师”的头衔。

这其中大多是街拍，也有很多在街头的自拍，迈尔总会面对橱窗和镜子等反射物体，拿着一台禄来，身形端正地站着。她用这些自拍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做着普普通通工作的女人，也能决定自己所热爱的。特别是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这样正视自己的主观意识更显得难能可贵。

南非摄影家扎内勒·穆霍利（Zanele Muholi）的母亲生前也是一位女佣。穆霍利在自己最新的一组作品中纪念了已故的母亲。她穿着不同的服装和配饰站在了自己的镜头前，这些配饰都是一些生活家务中常见的小道具，比如钉子、夹子等。穆霍利把平凡的事物打造得像一张张时尚照片，她直视镜头的眼神营造出一种质疑对抗的感觉。

年轻的摄影师朱诺·卡里普索（Juno Calypso）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虚构的自我，并取名为“乔伊斯”（Joyce），她以“乔伊斯”为主角建构了几个自拍系列。在不同的酒店房间里，卡里普索拍摄自己。她自称，作品就像一次努力的尝试：为一个试图创造完美自我形象的女人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卡里普索以此批判了女性气质的辛苦建构，以及女性气质中的压迫性因素等等。“我发现问题不在于化妆和怪异的身体改善装置，而是社会对待那些对自己外表投入如此之深的女性的方式。”卡里普索说。

在中国摄影师廖逸君的作品《实验性关系》里，廖逸君以自己与男友交往过程中的状态出发，以自拍+摆拍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印象的两性关系。作品里的女性占据着主导位置，是具有权威的强者。这是一件观念先行的作品，但廖逸君并非倡导女性需要压制男性的观念，而是提出，在亲密关系中，两人如何相处完全取决于两个人的性格，和性别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些女性摄影师和艺术家以自拍的方式，发出了有别于传统视觉刺激和消费女性之外的独立的声音。她们的出现丰富了女性的表达，提供了多样的看待自身和现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