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玩物成家

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曾说：“粗糙的物品容易养成人们对待物品的粗暴态度”。反之，优雅的器物则凝聚着天地间的美德与善行，真气流衍。所谓精气为物，成型为器，与美好器物相对应的创造者与使用者，也应该是非等闲的人物。

号称“凡所应玩，无所不玩”、把各种器物玩到极致的王世襄，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一副世家子弟的形象。他家世显赫，高祖曾官至工部尚书，是收录于《清史稿》的人物。伯祖为光绪年间的状元，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是著名花鸟画家，舅舅金北楼乃民国北方画派领袖，四舅金西为竹刻大师，可谓一门风雅。父亲家族为他在儒学礼教方面提供了精神出处，而母亲家族则为他提供了风雅的艺术基因。

年轻时，王世襄臂上驾着大鹰、怀里揣着蝈蝈去上课，甚至提气纵鹰二十里，困乏了便躺倒在草垛子里，完全是放浪不羁的形象。他少年时驯狗、耍鹰、捉兔、逮獾、弄鸽、养虫;成年后则沉潜于书画、金石、家具、雕塑、建筑、乐器、漆器、匏器、铜炉、竹刻、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等，事必躬亲，同时埋首古籍文献，由“玩”而成“学”，器以载道，著作等身，卓然而成一代大家。甚至发扬他性格中精谨而近乎严苛的另一面，展现了作为文物学家的顶级专业性。黄苗子感叹他是“玩物成家”，启功称赞他是“玩物壮志”。王世襄的独特性更在于虽出身于上层社会，却关注市井的乐趣，沉醉于人间的烟火。

天地万物皆有因缘，花鸟草虫牵连起大千世界，是最贴近天地又带着人间烟火气的生动有情物。因为爱听冬日鸣虫，即蝈蝈、油葫芦等，为博视听欢娱，破寒冬寂寞。而鸣虫多养在葫芦器内，故王世襄对葫芦发生了浓厚兴趣。一旦涉猎，必玩到极致，这是他的个性所致。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居然在大学校园旁的菜园里，种上了自己的葫芦。后来又专门在北京朝阳区找了一块二十亩的“自留地”，专门用来种葫芦。

王世襄玩葫芦旧照

二、壶中天地

《逍遥游》中有一段有趣的辩论，惠施与庄子以“瓠”为喻，宣讲各自的哲学思想。惠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答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两者相较，高下立见，反映的正是庄子悠游于天地江湖、自在逍遥、不忮不求的真人状态。

两人所说的“瓠”，就是葫芦，可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葫芦就已是中国普遍种植之物和日常应用之器具。有关葫芦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得更加久远。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葫芦是世界上最远古的农作物。史料记载最古老的葫芦是从秘鲁的阿亚库桥洞穴中出土的，距今一万四千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七千年前的葫芦皮和种子。

葫芦在中国古籍中最早称“瓠”“匏”和“壶”，这三个字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指的正是葫芦。如《邶风》云：“匏有苦叶，济有涉深”;《卫风》云：“齿如瓠犀”;《幽风》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小雅》云：“南有木，甘瓠累之”。古时以“壶”盛酒，以“卢”盛饭，后因形制功用相似，合为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已写作“长柄壶卢”。葫芦很早就被视为一种实用器皿，用来盛水浆、存药饵、制乐器，还能治玉抛光，甚至可以浮水不沉，托以性命。更令人爱不释手的是，葫芦离开藤蔓后还在“生长”。它的一生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成长期，先天在藤蔓上借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后天在人的呵护摩挲下、呼吸注纳人的精气继续生长，形体不变而密度增加，随时间的推移变得皮质坚硬、油润灵透、宝光内敛，犹如经年的古瓷或古玉一般。

王世襄旧藏葫芦

原始先民把葫芦视为生殖繁衍的第一意象。周代更用陶葫芦“以象天地之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筑形如葫芦的观象台，称匏居之台，与天对话。秦汉、晋唐以来，葫芦更接近天与神仙意象，被视为仙品、仙居、仙境，与道士、仙人及医术结下不解之缘，悬壶济世的仙道形象更成为后世武侠精神的指引。宋代哲学在对宇宙时空的认识上，基于壶中天地的宇宙理念，将目光垂注人间，造出了诸如“壶斋”之类的大千世界，以小空间为大道场，极尽变化之能事。受儒道合流的理学观念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乐于在狭小空间内体现天地氤氲、宇宙运迈的开阔视野，并渐渐趋于精致化与简略化，追求素以为绚的天真格调。

道家把修为的至高境界，称为“壶天”。“壶天”是拥有一个可以盈缩吐纳的宏阔宇宙意象。在这个世界里，有着独立的时间概念和系统。宇宙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存在着许多可以互相交通来往的平行时空。陆游写到这样的时空概念：“葫芦虽小藏天地，伴我云山万里身。收起鬼神窥不见，用时能与物为春。”李白亦有“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的诗句，小中见大，纳须弥于芥子，壶中可见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宇宙世界，让王世襄在特殊的年代，深深沉浸其中，享受这别有天地非人间。

王世襄旧藏葫芦

三、模子葫芦

王世襄一直关注葫芦器的制作和使用，他在1945年献给夫人袁荃猷的定情之物，就是一对镶嵌有火绘葫芦器、内装红豆的红木圆盒。

葫芦器，又称“匏器”或“蒲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工艺美术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用成熟后的葫芦加工成形态各异的器物;另一类是将模具套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的样子，人称“范制葫芦器”，俗称“模子葫芦”。王世襄认为此乃“自然生成，而造型结体，文字画图，悉随人意，真可谓巧夺天工，实为我国独有之特殊工艺，而西方人士讶为不可思议者”。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将它置入有花纹的模具中，秋日长成后取出，其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若浮雕。

在大学种植葫芦的同时，王世襄开始研究范匏，曾在所削制的六瓣木模上模刻月季一枝，左下方加一小印，题为“又筠制”。刻成浮雕花纹以后，送到东郊盆窑烧制成范，当年便得到了两三只葫芦器。1939年以后，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埋首学业。他亲手制作的范匏后来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种植使用，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后来，王世襄看到1983年香港出版的古玩展览图录中就有用自己当年的葫芦范制成的葫芦器，而其所标注年代竟然为18世纪，便拊掌慨叹：“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齐白石 葫芦 纸本设色

纵66.5厘米 横35厘米 北京画院藏

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变革，徐水、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范匏技艺濒临绝灭。1960年，王世襄唯恐这一传统技艺消亡，写就一篇《读匏器》的文章向社会呼吁，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近二十年后，此文才在《故宫博物院刊》发表，立刻引起同好的声气相应。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恢复了范匏工艺，使得这一美好的手艺绝处逢生。

随后，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出版《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卷首为说葫芦前言，上卷有天然葫芦、勒扎葫芦、范制葫芦、火画葫芦、押花葫芦、针划葫芦、刀刻葫芦七大篇章。下卷分为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秋山捉蝈蝈、育虫与选虫、鸣虫之畜养五大章。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王世襄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并与平民百姓们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此书前言和各类论述之内容，有引自经史百家有关匏瓠之言以及园丁老圃或市井贩夫道及葫芦种种征实之语，尤以自身之经历最为翔实可贵，确乎是搜罗群籍，贯穿百氏，前所未有之葫芦器专书。

众人皆羡慕王世襄“活着玩、玩着活”的闲雅心境，殊不知他中年以来的超人勤奋更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958年起，黄苗子被请到王世襄先生私宅居住，他回忆早上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三四年工夫，王世襄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专业述作。直到晚年，他仍旧坚持黎明即起，投入工作。勤奋玉成了他的事业，也力挽他早岁的荒嬉。

清 罗聘 花果图册之葫芦 纸本设色

纵31.5厘米 横24.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四、人生快事

“人生快事莫如趣”，林语堂在《论趣》一文中曾说，世人活着大多为名利所驱使，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有趣的人必然热爱万物，迷恋生活的细节，能感受四季的流转和草木的变迁，精神直入天地之间。

从王世襄笔下，知道鸣虫大致分六类，它们是蝈蝈、扎嘴、油壶鲁、蛐蛐、梆儿头、金钟。作者各附以详细解说，多引明代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和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此两种关于北京的地方志类名著乃旷世难逢的好书，以作者搜集资料之勤，作为典据的也只此几种，可见此类著作之寂寞，更见有趣的灵魂之寂寞。

王世襄就拥有如此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不论身外天地世事的更迁。他在《秋山捉蝈蝈》里讲到如何在特殊的年代去山里捉蝈蝈：“秋分、霜降间，晴朗之日，常在山中。生逢乱世，无亲可认，无友可谈，无书可读，无事可做，能使忘忧者，唯有此耳……惜西山近处，由于污染，蝈蝈已稀少，且无佳者，不得不远往安子沟或牛蹄岭。当时每月领生活费廿五元，实无余资乘长途汽车，只有骑车跋涉。半夜起程，抵沟咀或山麓，日初升，待入沟或越岭，已上三竿，而蝈蝈方振翅。午后三时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数十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亦不下二三十里，迨至家门，臀腿早已麻木，几不知如何下车。巷口与邻翁相值，见我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谓:‘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此语诚对我绝好之写照。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铺板，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净也。”读之如对《浮生六记》，令人会心而笑。

​葫芦镶象牙香具

韩天衡美术馆藏

在《秋虫六忆》中，王世襄又写道：“从叫声，知道罐子的温度，撤掉虾须帘，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浑身都是舒适的。”这真是文情俱至的文字。作者于谱录款识之余，也记下轶闻故事，阅之令人忘倦。展卷流连，若难遽别，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也。翻译家杨宪益写给王世襄说“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在这葫芦器和鸣虫声中透出岁月的从容与优雅，是平常烟火味中折射出的灿烂生命景观，让日升月落的每一天，都显得声情并茂、波澜壮阔。

作者胡建君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