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所有可以符号化的，语言是诸多符号系统中最典型的一种。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但在罗兰·巴特看来，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语言类似于下棋的规则，它既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集体契约，同时又是一种价值系统。而符号则类似于棋子，具有物理上的形态，价值由语言规则系统赋予，并且取决于它同其他棋子（符号）对立或关联的关系。

巴特的构想假定，语言是唯一具有广泛意义的符号系统，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一种或另一种语言系统。如果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建立于符号任意性的基础之上，那就意味着语言并非外部世界和内部经验的反映，而是一个独立、空泛的符号系统。符号从来不是以单独的身份来运作的。例如，宗教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动物符号学等等。我们一旦需要对相应的符号进行意义上的解读，就不得不借助于相应的语言结构所搭建的分析模型。

人类的感官是符号形成的基础，人类创建的符号，因为依赖的感官不同而分裂成不同的体系。这种符号之间有些意义可以互相翻译，甚至有的可以通过嫁接混合来表达。例如歌曲，就是文学语言和音乐语言的嫁接，戏剧、电影等都是如此。符号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层级结构来表达意义，这种形式和结构就是它的语法。正因为这种“语言坐标系统”的存在，符号意义的组织和发生才变得有序。否则，失去坐标的符号只会是一些噪音。

例如对颜色的描述，符号在色相、明度、饱和度这样的结构下，意义的特点在于标记了多少种，或多少类型。而某种色彩符号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呈现了某类意义，则需要符号在其语言结构所构建的系统内才能对比显化。因此，符号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基础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的正当性，按其特点来说涉及的是研究对象的意指作用（其意义最终被显示的目的），并且只按照对象在某种结构中具有的意义关系来研究对象，而不涉及其他的决定因素（如物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因素）。这种分析方法也经常被冠以“结构主义”的总称。

结构主义认为事物并不存在所谓的固定或终极意义，孤立的事物也无法理解，对符号的观察分析，必须在构成它的更大的结构语境中进行。所谓意义并非事物的内在精髓，而是由人附加在事物之上，构建于有组织结构、包含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之中。结构主义在共时态下所预设的某种逻辑结构，有其巨大的问题。这种结构是确定的吗？意义只是在这种结构中建构起来的吗？除了这种意义结构之外，我们再无其他接近现实的途径吗？

《百老汇爵士乐》(1942) 蒙德里安 (Piet Cornelies Mondrian)

结构中的符号意义是一个美妙的概念，意义不存在于事物或符号本身，而是存在于结构之中。但结构中的形式逻辑，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逻辑。因此，结构也有可能成为形而上的，甚至玄学上的分析模型。

后结构主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语言符号的意义处于流变之中，不受制于它们原本要表达的概念。我们无法完全掌控所有的语言结构，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意义的固定模式。结构主义使我们越来越远离文本本身，进入到一些宏大的、相对抽象的领域，诸如体裁、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等在“结构化”下才能显现意义的概念。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有其局限性，但抛弃结构，仅仅满足于审美的、诗歌般的、就事论事的孤立描述，由此取得的成果又会是主观含混的，缺乏普遍适用的科学性。

因此，对符号和结构的解读关键在于研究是否具有实在的基础，只有当它具备这样的基础时，分析才具有客观的价值和意义。符号和结构作为语言学中的分支，让我们看到了语言学更广阔的可能。但语言学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其研究方向就不应该仅仅是针对语言所显化的形态（物理介质）、机能（生理基础）、环境（社会模式）、文本（预设结构）等方面，或是找到一种在形式上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语言，就像19世纪新的发现使我们重新认识生物，并用科学的钥匙打开这扇门。

（2/4）

— END —

本文属于原创著作《艺术的语言》里的部分章节

整部著作将在头条上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