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晚，中国嘉德2020年春拍“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在嘉德艺术中心举槌，本场封面作品周春芽 (雅昌指数4↓) 《春天来了》以900万元起拍，拾级而上至1200万元后，被现场买家一口价加至1800万元，此后多个委托互不相让，均采用大幅加价的战术，价格一路从2000万升至7000万元，最终以7500万元落槌于嘉德现当代艺术主管李艳锋的电话委托，加佣金8625万元，大幅刷新了周春芽的拍卖纪录。

创作于1984年的《春天来了》是令周春芽在油画界崭露头角的“藏族系列”的重要代表作，同时也是该系列中尺寸大、流通极少的精品之一，与1980年《藏族新一代》，1981年《剪羊毛》和1985年《若尔盖的春天》并称为其早期最重要的四件作品。

《春天来了》1984年7月在成都完成，1985年1月被收藏家携往卢森堡，在家中藏了35年，因而这也是首次在拍场露面。

这张画，并不复杂。画了两头牦牛，一头载货，另一头载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两匹马，一匹冲着观众，另一匹马的马头转到了画面之外。画面的主体是五个藏民，左边年轻的母亲身穿红花袄，怀里抱着一个肥嘟嘟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是以艺术家的女儿褐褐为原型画的，是不是担心妈妈抱不牢？艺术家下意识地把母亲的手画得格外粗大有力，无名指上的绿松石戒指也因此特别显眼。

旁边的裸着上身的赤膊大汉是她的丈夫吗？应该是，不过没关系，也可以不是。周春芽关心的是，型体与型体之间的节奏，色彩与色彩之间的关连，他不太关心画中人物之间的现实关系或社会关系，他甚至坦言“进入不了那种太复杂的思维”，而“一写生就兴奋”。（出处：引自周春芽给栗宪庭的信），说白了，他画中人物和人物之间，只是在艺术的层面发生关系。

中间C位的是一位康巴汉子，浓眉大眼、高鼻阔嘴，轮廓鲜明、骨骼粗大、他脸上和身上的三处肌肉——咬肌、肱肌和胸肌，都绷得很紧，目光很严肃，很坚定，他传达了这张画的主要情绪，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如圣像般的气质。

最右侧是一位带毡帽的男子，他手里挽着缰绳，但他不是在驾马行进，而是在低头沉思，眼窝深陷，鼻翼高挺，表情凝固，他像一尊雕塑。

带毡帽的男子和康巴汉子之间，有一个少年的侧面像，也如浮雕。

画的下半部分，大量使用黑色和褐色，画得像地基一般厚重。下面像地基，上面就更像建筑了，如果我们把三组人物当作三个耸立的建筑，就会发现：这张画的结构既稳如磐石又错落有致，具有建筑一般的秩序感。这种对秩序感的追求，来自周春芽早期对高更和塞尚的研究，不久以后，他的兴趣就转到了籍里柯的神秘主义上面了。

这也就带来了这张画最有趣的地方，藏族的习惯是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茂就去哪里，这张画本应该表现一个春季转场的行进队伍，而最终呈现的效果，却更接近一个静态世界。静态世界中的秩序构成，成为凝聚内在能量的绘画生命力。周春芽看起来是不在意的，但他一直在追求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的好画，都有内在的秩序。

周春芽八十年代初的早期作品，经常被归入伤痕美术派或四川乡土派，其实他和这两派关系都不大。伤痕派主要是知青，他们曾饱受戕害，青春虚空，一无所成，其悲情伤感催人泪下，遂以现实主义手法发之于画，代表作如程丛林的《1968 年×月×日雪》。周春芽只是同时间在画着他的画，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可一条都和他挨不上。看周春芽这些画，不伤感，更不催泪，《藏族新一代》是阳光灿烂的，《剪羊毛》是浓郁热烈的，《春天来了》是圣洁平静的，《若尔盖的春天》是天真梦幻的。

周春芽画的是藏民，藏民不是农民，乡土社会其实就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但藏民一点儿也不底层，更不是low life，他们只是活法和你不一样，洒脱而自由，完全不需要同情。

既然周春芽早期以藏族为题材的作品既不属于伤痕，又不属于乡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历史结构中观察呢？只要把目光拉远一点，周春芽西藏题材在历史中的位置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20世纪，去西部，表现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0年代，以张大千、孙宗慰、常书鸿、吴作人、司徒乔、韩乐然等人为代表，在民族存亡之际，寻找中华文明存续之源。第二阶段，主要是1950年代，以董希文、黄胄、吴冠中、潘世勋等人为代表，在边疆，寻找新的艺术形象和艺术语言歌颂新时代。第三阶段，从1977年到八五新潮兴起，这一阶段，去西藏的艺术家众多，若论影响之深远，则非丹青七画（即陈丹青毕业创作西藏组画七幅）和周春芽藏族系列莫属。其共同点，即在于不再以艺术为工具，而能深入到个人的精神世界。

每当时代风气大转折、大变革之际，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擅长借机、借力、借势、借景，绕道而行，另辟蹊径，以边缘带动全局，令艺术风气焕然一新。

借少数民族题材，突破陈腐滥调，笔端直透心灵，春天来了——革新除旧，是转机更是生机，是谓借机；藏家严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对周春芽帮助极大，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他作为经济担保人，支持周春芽去德国，改变了人生轨迹，是谓借力；从1981年开始，周春芽连续参加全国性美展，连续得奖，二十几岁就名动京师，声闻西南，是谓借势；画册上的现代主义，高更和塞尚的方法论，与西南边陲的藏族人马神奇般地汇合笔端，是谓借景。

因而，以《春天来了》为代表的藏族题材不仅成为周春芽艺术生涯的开端，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