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份—2015跨媒体艺术学院博士毕业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开幕。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实践类当代艺术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中国美院这项具有开创性的教育改革措施引起了美术教育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中国博士教育因其受到功利化和过度技术化的影响而广受诟病，诸如“知识权力下的技术精英”等观点，直指博士教育丧失了“为人本、为人性的生命价值”。本次展览的题目为“本份”，试图在“人生何为”、“教育何为”、“艺术何为”等本质性问题上进行研讨与质询。

　　▲展览海报

　　▲ 5位参展博士(从左至右)：马秋、汤南南、黄小捷、雨晨、胡辉。

　　▲ 展览开幕式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高士明教授主持

　　▲ 五位博士生的导师(左起)：邱志杰(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教授、本次展览策展人)和杨劲松(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本次展览策展人)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张未(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在读博士)

　　从自我到社会的视野扩展

　　张未作为此次毕业展的策展人之一，他也是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的博士，在接受“凤凰艺术”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媒体学院这样的学科设置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当代艺术的创作常常会让人感到缺少方法论。设置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也经常会被质疑，是否能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但事实上，这就像一个好的工具，它没有办法使用，并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而是大家没有找到合理的角度去切入。所以在艺术实践博士的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从自己的根本开始，然后再延展出整个社会。这种方式，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只不过有一些人可能是自主就已经完成了这种教育，但有一些人可能可能需要更好的方法，使他的自我和他的视野更加扩展。

　　张未还对五位博士作了简要介绍，认为五位博士汤南南、胡辉、黄小捷、雨晨、马秋的研究方向与实践技巧各不相同。汤南南从华侨背景及社会主义与当代传统出发，指出了真实而又虚幻的“当代乡愁”如何被商业利用，从而统治我们的生活;胡辉立足于自身环境设计的背景，对环境与生态的视觉问题进行了剖析与呈现;黄小捷则出身医学院，通过研究面部与整形问题，对当代人的心理发生机制与自我统御的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马秋从互联网的角度，不仅解构了以视觉艺术为中心的传统艺术，还解构了互联网之上当代社群与个体的日常状态;雨晨则从中国的农耕文化中，找到了法国农场业与城市景观的未来形态。

　　▲展览现场，胡辉作品，装置《板凳龙——历史符号的转译》

　　▲展览现场，黄小捷作品“体像计划”

　　▲展览现场，黄小捷作品“体像计划”之开幕身体表演秀

　　▲展览现场，汤南南作品

　　▲展览现场，马秋作品

　　▲展览现场，雨晨作品

　　记者在开幕式现场采访了两位来自法国的参展博士，一个是马秋，一个是雨晨。

　　马秋称自己是“没有照相机的摄影家”，作为一个互联网上的“图像拾荒者”，他将各种图像，拼接、重叠、组合在一起。重复的图像形成了一种即时且瞬间的共时感，重叠在一起的图像则将这种共时感转化为一种模糊的历史性时刻。

　　“我学过是网络跟艺术的联系，第一个作品是“蒙娜丽莎”，许多人拍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放在因特网，放在facebook、微博等社交网络上，我把这些图片都放在一起，是想表达，我们现在拍了那么多图片，最后可能并没有意义。”马秋介绍自己的毕业创作时说。

　　雨晨的作品则主要是关于农民文化。她对上海居民的“耕种”观念进行调查与跨文化比较，并探讨中国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是如何存在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的。

　　她说，“我的作品都是关于农民文化的。我是在法国是从农民来的，就是我父母是农民，所以我跟农民文化，就是对农场材料很有兴趣，很敏感。”

　　扎实的文化研究很重要

　　培养当代艺术实践类博士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争议，正如跨媒体学院院长高士明、博士导师邱志杰和杨劲松在展览开幕式上所表示的，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的态度是谨慎而诚恳的，既希望为愿意继续研究艺术创作的学子提供深造机会，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与他们一起学习和摸索关于艺术实践类教学的新模式。

　　来自法国的雨晨就说到，“我来中国，是因为在我的国家不能读艺术创作类的博士。以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是想继续研究的，但是没有机会，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记者还采访了汤南南，作为五位博士生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一直主动要求延迟自己的毕业。

　　他说，“中国美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自由而宽松的学习环境。特别是我们的导师，邱老师和杨老师，他们一开始会先了解我们来自哪里，最后再让我们做比较深入的文化研究。一开始是很少讨论创作的，主要是做基础的文化研究。”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做实践创作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欠缺，所以我的博士学位，就读了六年，前面三年基本都是在补课，也没有做过作品，甚至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展览。但这三年的研究，却给了我很大的改变。虽然我考上时已经40岁了，一般来说，好像40岁的人要变化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通过一段扎实的文化研究，确实可以让人产生改变。”

来源：凤凰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