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问千里》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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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故宫博物院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其中长度近12米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在午门正殿与紫禁城中轴线垂直的位置上全卷展开。展览再一次引发了“故宫跑”，展厅里摩肩接踵、游人如织，一时间，赞美声、称奇声以及质疑声，充斥街头巷尾与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引发社会热议。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与此同时，《故宫博物院院刊》在2017年第5期发表了余辉先生文章《细究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我找到余辉先生本人，与这位谦逊且严谨的学者交流，出乎预料的轻松、融洽。他非常乐于回答关于《千里江山图》的任何问题，不管是历史常识，还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在娓娓道来之后，他还常常肯定地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好！”

在开放的交流气氛中，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在刊物上把研究过程中许多未能展开的细节与思维过程系统地铺开，既回答了我的疑惑，也可让广大读者大快朵颐，同时更为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质疑者提供了释疑解惑的平台。几次沟通之后我们商定，文章就以问答的形式展开：首先，文章的主体即在余先生自己追问→求证→坐实的过程中推进，一个虚拟的“设问者”即展现出这位优秀艺术学者的主要思维过程。同时，为使内容更加丰富，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余先生还准备把许多专业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反方”的意见搜集整理，在文中一一作答。就这样，我们开启了“百问之路”。

从2017年第5期开始至2018年第6期，《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问答录》间断性地在《中国美术》上连载了六篇，共计“百问”。在“百问”期间，经历了“《千里江山图》暨青绿山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跨千年时空看《千里江山图》——何为历史与艺术史的真实”论坛，以及《中国美术报》《美术观察》《中国书画》《收藏》等报刊上刊载对《千里江山图》卷的研究。在论坛、纸媒、网媒等不同的平台上，学者们对《千里江山图》卷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也提出了很多相同或相左的问题与意见。除了梳理自己的疑问，余辉先生就他者的质疑也及时进行了回应。

同年5月，稿件内容基本完整、齐备。为了佐证《千里江山图》卷是一幅写生长卷，且作品主要取景地在庐山至鄱阳湖一隅，2019年12月，余辉先生第三次赴庐山考察，在黄岩景区拍到了同框出现的“四叠瀑”照片，并随即发送给我，增补到书中相关位置。

从2017年到2020年，这“一问”，就是三年。这三年间，余辉先生倾注心血，将他对《千里江山图》最好、最完善的研究文稿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中。我兴奋的同时也常扪心自问，能否以最好的编辑水准妥善安置这些图文，也因此而倍感压力。这三年间，随着“问”的持续，书稿内容一再调整，也使得此书迟迟未能定版付梓，在很多细节的改动上我也出现过不同意见，但每次都被余先生的孜孜以求所折服。这三年间，关于书稿调整的邮件及微信往来不断，余先生也成为了除我家人外，与我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这三年间，我们“问”出了一本书，当余先生拿到样书时，他颇不平静地说：“这就像自家的孩子！”

最后，还想在此介绍一下《百问千里》封面的设计过程。在策划当初我就注意到，《千里江山图》卷的艺术语言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与之相关的图书、展览以及文创产品，只要带有原作的色彩与造型元素就会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作为图书封面，高辨识度本是极为难得的属性，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对《千里江山图》的高度曝光，土黄色与石青、石绿的强烈对比俨然成为了传统文化符号的滥觞。

如何能在众多的、以《千里江山图》卷为题的文化产品中脱颖而出？如何能让“冷饭”炒出新意？“问”这个关键词再次闪现于我的脑海！“问”的本质是什么？是互动，是交流！首先是余辉先生面对《千里江山图》卷，在跨越了九百年的时空之后，对于“原发布者”——希孟、蔡京、宋徽宗的一次次叩问。同时，作为中间人与转述者，余辉本人还不断地接受着其他学人的追问与反方的诘问，这就是本书的再问。问，就是这本书的灵魂。

如何生动、直接地表现“问”？表现互动？在当今互联网语境下，我想到了“弹幕”，并从中找到契合的点——观者与发布者之间，一次公开的、平等的、轻松的、毫无保留的交流。当然，这一看似“不着调”的创意还是受到了余辉先生的首肯，正是在他开放的态度下，这一略带“戏谑”的封面才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