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篆刻) 刘小平

重阳节(篆刻) 刘小平

刘小平

篆刻，是以中国汉字为主做入印题材，或铸或凿或刻。印章虽小而万千气象，其学问深奥，集文字学、文学、美学、书法绘画、雕刻等于一体，承载着华夏生生不息的文明足迹和民族文化精神，镌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古代使用印章是篆刻艺术的原始形态。印章的形成由来已久，作为政治经济、社会交往、货贿凭信的工具，成为社会文明、礼乐制度的有机部分。印章初始是作为使用之物而造，“印章”一词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出现，那时的印章称为“鉨”或“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玺”的称呼只有皇帝、太后、皇后专用，官方用印和私人印章通称为“印”。在汉代，皇帝、太后、皇后以及诸侯王用印名称承袭秦代，称之为“玺”，官方用印形成一套严格规范制度，拜官授印，辞官释印，上下尊卑。名称有“章”“印章”“印信”之称，并对印面尺寸、印材用料、印钮钮式和佩印绶带色泽有明确的等级界定。隋唐以后，帝王用印称“玺”“宝”，官方用印和民间私印有“记”“朱记”“关防”“图章”“押”“戳子”等称呼。古代皇帝、皇后做印材料以金、玉为主，侯王的印材以银、玉为主，其他官印和民间私印材料以铜、陶质为主，以铸印为多。

战国至汉代，是中国古代印章艺术发展史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代的印章，蕴涵着顺乎自然、妙趣横生的审美取向，且将功能使用与审美观赏情趣相结合。作为以实用为目的的印章，从萌生到定型，深受社会观念、时代文化思想、地域文字差异和书法风格等影响：战国玺印自由朴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秦汉印庄重典雅、崇尚自然、天趣流美;隋唐之后，伴随造纸的推广和运用，官用印尺度放大，印文以朱文为主流，艺术价值趋于式微。

宋元时期书画艺术兴盛，已出现在书画作品上加盖印章的习俗，文人用印的材料开始选用易于受刀的叶蜡石做印材。材料的变革为篆刻艺术的生发提供了革命始端，彻底改变了以往由文人篆写印稿，印工匠心经营、雕刻铸造的格局。文人自觉篆刻，书画作品加盖印章，专业“印谱”典籍的刊行，成为篆刻艺术化的起始点。明清时期的文人篆刻逐趋成熟，印文内容从姓名、堂号，到吉语、名言，到诗词选句等等文采风流学问深长。以刀法、章法、篆法为主的印学理论研究趋于系统化、专业化，篆刻成为了独立的艺术门类，并有以文彭为首的“三桥派”、以何震为代表的“雪渔派”、以苏宣为领军的“泗水派”等，之后形成皖、浙两大阵营。

亦方亦圆的印形，印文或朱或白的布势，单刀双刀、冲切披削，刀笔浑融，从形式到表现，映现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印形方圆，合同“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理念，“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而印文的阴阳(白文、朱文)之分，更具中国味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篆刻印文因字适形，字为我用，对立中谋变化，矛盾中促和谐，或增或减，或曲伸或离合，参差错落有致，犹如兵家布阵，疏可走马，密不容针，随心所欲中实现客观与主观协调统一。“古人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赵之谦语)笔情墨趣通过匠心独运卓然天成的雕饰，成为篆刻艺术独有之美。

从“印宗秦汉”的相生相发，到“印从书出”专精博渉，再到“印外求印”立意为象，经历了500年的演化，篆刻艺术再登新高峰。篆刻步入艺术初始的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尚古，遵循典雅质朴的秦汉印风。明清时期印人在践行“印宗秦汉”中，将金石书卷习气衔接于篆刻创作之中，晚清的邓石如首倡“印从书出”，将小篆纳入篆刻创作实践;之后赵之谦的新师法和新观念，以“印外求印”拓展篆刻艺术视野而引领时风;吴昌硕以气韵生动、浑穆拙朴的石鼓文入印，以“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语)继往开来;齐白石“胆敢独造”(齐白石语)的单刀直冲，从观念到技法掀开了现代篆刻艺术新的一页。

篆刻是综合的艺术：以印拓供人欣赏，印之边款为依辅，印、款并重，精美的印石印材和巧夺天工的印钮雕饰作陪衬，篆刻、印文、边款以及印石和印钮，珠联璧合相辉相映。从平面到立体，多元融合，时空合一，天和作美，印里印外蕴涵多重审美属性。方寸之地的雕虫小技能藏纳世间万象，无论是“持两用中”的中和思想，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还是“心色平等”的心性修和，汇纳于方寸之中，浓缩着中国文化思想基因，呈现出中国艺术的气象和写意精神——印不尽言，言能尽意。篆刻耐人摩挲玩味，爱不释手，作为民族艺术传家珍秘，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作者为河北省无极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