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爇香者，沉则沉烟；檀则檀气。何也？其性异也。奏乐者钟不藉鼓响，鼓不假钟音，何也？其器殊也。”袁宗道在《论文》里用燃香、奏乐比拟文学。物之本性决定其气味、声音。于艺术家而言，则是心之本性决定其艺术表现。喜则前仰后合，悲则哀嚎恸哭，真实才能产生美。若心无所感，多么卖力地表现都会虚无缥缈。袁宗道尤其不喜那些戏场上的故作姿态：“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

　　陈福春深信“神韵”的力量，他同袁宗道一样，认为任何文学艺术都从内心生长出来，心之沃腴程度决定了艺术的枝茂体态。而不同的是，同向戏台上望去，陈福春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让他受益匪浅。

　　【艺术家陈福春】

　　陈福春，又名富春、别署达斋、秋水书屋主人。

　　1955年3月9日生于天津蓟县。1986年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中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创作国画名家工作室导师，天津书法家协会理事－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印社副社长。

　　【灵性与灵活】

　　陈福春颇爱戏剧，且深信戏剧与书画义理相通。1986年，电视荧幕上一部《西游记》迅速普及到家家户户，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形象也先入为主地占据了很多人的审美。而陈福春却更钟爱戏剧大师盖叫天的舞台表演。尤其是《大闹天宫》一场戏，“盖叫天在舞台上，很少详细地模仿猴的动作。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因为不谙于仙界之排位座次，便自以为有了身份。盖叫天则让这只猴子大大方方、人模人样地走出来。唯有在生气着急的时候，露出那么点猴里猴气的破绽。整场戏里绝少出现孙悟空抓耳挠腮的顽猴形象，深入骨髓地刻画了这只灵猴在此时的内心状态，准确把握并揭示出了戏剧人物的本质属性，只教人觉得，这只灵猴在模仿人。”这就是陈福春眼中传统戏剧的语言魅力。它没有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却有着深入骨髓的心灵塑造。不同种类的中国传统艺术大多精神相通。它不需要纯粹的客观描摹，但一定要有智慧的主观发现。看起来大而化之的表演、寥寥几笔的铺垫，却能赋予客观世界活生生的温度。

　　“回归到用笔，无论书画，每一笔都是造型和抒情的结合，缺一不可。艺术创作，就是一个用良好性情深化客观物象的过程。”孙过庭在《书谱》里有这样一段针对草书的描述：“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可见流淌于笔画之间的落笔出锋、一点一线皆是来源于艺术家对大自然客观物象的体察。陈福春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些对客观物象的揣摩必须要有‘精神化’的过程。比如‘惊蛇入草’，重在那一闪即逝的动态美，是对刹那间气息的把控，若留在纸面上的墨痕只有‘蛇在草中的样子’，那就完全不对了。”在陈福春看来，客观物象并非用于模仿，而是该拿来驾驭。即便手上功夫再扎实、模拟物象再逼真，也终究难以超越客观事物本身。但如果主动地将自己的心性与大自然合二为一，那么，大千世界中的任何一物，便都可为己所用，灵透了物象也成就了自己。

　　毋庸置疑，以汉字精神为根基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更适合“领悟”而非“说明”。文明伊始，当世界文化之林茂盛地生长出了无数情节复杂、动辄几十万句长诗的鸿篇西方文学时，我们的《诗经》也缓缓落地。寓繁于简，优雅从容，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体现了汉文学的优势。然而，就在这一片倾诉衷肠、遐想连绵之外，森严谨慎的格律却一路相伴相随。但，它并没有束缚了汉字的浪漫，反而这“音律整齐”成为了另一种强固的美学。

　　“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总是有那么一个反向相求的东西。比如无论用绘画还是文学，来描述一个人。这人本是粗犷狂野，但总会在某些细节之处明显地展露他细腻精致的一面。这恰到好处的反向相求，不仅让壮汉更威武，也让这人真正地有了呼吸。”陈福春总是爱用艺术家的眼光打量一个人、一处景。精于篆刻的他，在方寸之间的金石上更摸索出了强烈浓缩的中国意象美。“篆刻艺术，一切遐思考量尽在方寸之间。若过于严肃、不苟言笑则无异于工匠，人的精神终究是有着起伏不定的情绪。但狂放不羁也是有戒律的，感性与理性合理交织，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才能有活生生的灵性。”

　　若说艺术家笔下的氤氲墨痕都是在讲述不同的浪漫故事，那么，带着“灵性”看世界的陈福春该是一落笔，就深深地入戏了。

　　【“拉长”的奥妙】

　　着迷于寓情于物的陈福春，有那么一段时间执着于研究画面里“有情”与“无情”的差别。“我在刚刚上学的时候，读到钱绍武先生写的一篇创作体会。他说去藏区写生时，见到一文工团舞蹈演员是藏汉混血，生得非常漂亮。于是给她画像，画面精益求精看不出任何错误，却人人看了都觉得有那么点别扭。于是，他开始和这舞蹈演员聊天、看她练功。突然发现，舞蹈演员的特点是四肢舒展，体态修长，昂首伸颈的动作频繁出现。于是他重新为女演员画像，适度夸张脖颈的长度，虽有违客观事实，却让舞蹈演员的形态气质跃然纸上。”

　　有了这样的经验指导，陈福春便精心地学以致用。“李清照诗句中‘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苍凉感，如果只对着这公园里培植旺盛的菊花，是难以描绘出来的。这时候，就要去大自然观察，那些仄仄斜斜地生长在山崖上的菊花，大多因为欠缺良好的雨露滋养而身长、叶疏、花小。这便有了诗中的寥落滋味。有了这样的客观认识，就会明白，简单几处变化，萧瑟神韵则立见。比如，拉长它们的花茎、缩小它们的花叶。”

　　无论书画，“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皆为最终目的。在陈福春看来，在书画创作中表达自己和沟通观众同样重要。反对元素分析、强调整体组织的著名“格塔式心理学”就表示，只有和人们审美心理运动过程形成同构，才能引起良好的反馈和共鸣。显然，陈福春敏锐地捕捉到了笔墨中的情绪节奏，摸准了各类情感传递最有效的方式。无论是被拉长的脖子，还是花茎，他都无比精准地重叠了观众感知与画面笔墨的审美节奏。

　　除了自己的摸索探究，他更有幸遇到良师引路，并彻底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王颂余先生是将东西方美学都研究透彻的学者。那时候，他常提醒我们自以为得意之处，往往着力太过。”在陈福春眼中，王颂余是个睿智而善于哲思的艺术家。“王先生在给我们上山水课的时候，发现我们用笔问题很大，就要求我们练练书法。我当天回去就临了一通《兰亭集序》，转天挂在了教室里。王先生看到很高兴，也就此经常着力点拨提示我。而我则开始着迷于王先生的书法，后来一度到了临摹他作品可以乱真的地步。”王颂余教学绝不教条，他鼓励学生彻底打开眼界。“后来，我拿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到先生家去拜访，先生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天下这么多好吃的，你多吃几口，不要偏食’。于是给我列了书单，让我转益多师。渐渐地，我也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书法面貌。”

　　王颂余指点陈福春正如王阳明指点爱徒徐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比起一心一意地崇拜模仿“偶像”，不如打开心胸，多多反省自己来得更加有效。“我的兴趣太杂了。”显然，陈福春深谙老师的指引，绝不把自己禁锢在任何一方狭小天地里。“在不同的领域里穿梭更容易让人和灵感频繁相遇。比如练习书法时，常会突然发现某一种用笔适合绘画，也会在刻印的时候，突发可以运用在书法中的灵感。”

　　让多种爱好相互扶持攀援而上，看起来像是走上了一道旋转楼梯，无形中拉长了抵达峰顶的路途，但陈福春却乐在其中，因为他不仅看遍了沿途风光，更能酣畅痛快地倾听那些他热爱的、字正腔圆的传统戏曲。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王若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