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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权利:赵佶绘画鉴别中的落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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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赵佶  祥龙石图 绢本设色  53.8×127.5cm  故宫博物院藏



赵佶绘画鉴别中的落款问题

文 / 赵权利


有关赵佶绘画鉴别,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近百年来,对于几乎所有赵佶名下画作,学界都曾有过不同看法。时至今日,许多绘画史上的重要名迹,如《听琴图》《柳鸭芦雁图》《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五色鹦鹉图》《雪江归棹图》,以及两件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就其作者归属等问题仍存在许多争议。当然,绘画鉴定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历来众多鉴定者付出的努力和积累的经验,已使其成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有关赵佶绘画的鉴定和研究,诸多学人成就不菲,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审慎对待和正确辨识。本文无意就赵佶绘画重新进行全面讨论,亦不拟对某件作品的真伪发表意见,仅就赵佶绘画鉴别中对落款的辨识及其相关文献的解读,再谈点自己的看法。

今见赵佶名下画作计有三十余件,其中至少一半是公认的赝品,主要因其艺术水平较低,或明显的伪作迹象。另外一半则不同程度存在争议。检视这一半有争议画作的落款,可见以下几种类型:

一、书“御制御画并书”,押“天下一人”,如《五色鹦鹉图》《祥龙石图》《瑞鹤图》;

二、书“宣和殿御制并书”,押“天下一人”,如《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

三、书“宣和殿制”,押“天下一人”,如《雪江归棹图》;

四、书“大观丁亥御笔”,押“天下一人”,如《桃鸠图》;

五、书“御笔”,押“天下一人”,如《梅花绣眼图》《腊梅双禽图》;

六、仅押“天下一人”,如《听琴图》《柳鸭芦雁图》《枇杷山鸟图》《溪山秋色图》《竹禽图》《四禽图卷》《池塘秋晚图》《鸜鹆图》;

七、无款无押,如《摹张萱捣练图》《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写生珍禽图》。

以上所举存在争议的画作,多为赵佶名下较重要者,或较为人熟知者,当然所谓代笔、伪作以及错判者皆在其列。以上七种款式,无款无押和仅有押者暂且不论,而对其他五种款式,则应当关注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语。

构成这几种款式的词语,除“御”、“宣和殿”、“大观丁亥”等指代作画者身份及作画时间的,另一类表示作画者主体所“做”的动词,如“制”、“画”、“书”、“笔”,无疑是款词中的关键。识读这几个关键词,对赵佶绘画鉴别的意义不容忽视。

几个关键词中,“画”、“书”应无疑义,一指作画,一指书写。如此,则“御画”即徽宗皇帝赵佶亲笔作画;“御画并书”之“书”,即画面上之字,为徽宗皇帝赵佶书写,这都是明确的。“笔”,应当包含了“画”、“书”等以“笔”完成的所有类型,因此“御笔”即指徽宗皇帝赵佶亲笔作画或亲笔书写,这一点应当也无疑义。唯独“制”(本字为“製”)字需加特别留意,对这一词语的错误解读,会直接导致对赵佶绘画鉴别的错误结论。

“製”与“制”在字源字义上虽然相通,均有以刀“裁剪”“裁断”之义,但在古代汉语中仍分别为两个字。现代简化汉字,将“製”与“制”两字合并,均写作“制”,两字的释义也加以合并。但是,此处我们所讨论的赵佶画作落款中之“制”,只能限于古代汉语“製”的释义。汉代《说文解字》释“製”为“裁也,从衣从制”,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释“製”为“裁衣也”。实际上,汉代前后开始,“製”已具有不同的引申义,如:《前汉书·叔孙通传》中“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製)”之“製”,即为“裁衣之形制”“式样”之义;《后汉书·樊准传》中“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製)”之“製”,为“造”之义;唐代杜甫诗《赠袐书监江夏李公邕》句“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製)”之“製”,则指著作、文章,可当名词讲;而《南史·褚裕之传》中“皇太子亲制(製)志铭”之“製”则为动词,指“著作、撰写”。

实际上,“製”作为动词,指著作诗文,在隋唐两宋使用已非常普遍。翻开《全唐诗》《全宋词》等古代文学作品集或其他史籍,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无需赘列,仅举一例:唐德宗李适曾大宴群臣,有诗《麟德殿宴百僚》,并令内学士宋若昭、宋若宪姐妹等人和诗。宋若昭得诗《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僚应制》,宋若宪得诗《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鲍君徽得诗《奉和麟德殿宴百僚应制》,后均编入《全唐诗》。所谓“应制”,即指应帝王之命而著作诗文,而诗题中之“御制”,则指唐德宗李适之作诗。宋代御制诗词及应制诗词也十分普遍,赵佶名下画作落款中之“御制”与上例为同一含义,即画中所题诗为赵佶所作,这一点,应当在赵佶绘画鉴别中得到充分重视。

赵佶名下有“御制”款的画作共五件,为《五色鹦鹉图》《祥龙石图》(图1) 《瑞鹤图》,以及《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其御制诗分别为:

天产乹皋此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多言更好音。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粱)心。缃鹰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五色鹦鹉图》)

彼美蜿蜒势若龙,挺然为瑞独称雄。云凝好色来相借,水润清辉更不同。常带瞑烟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故凭彩笔亲模写,融结功深未易穷。(《祥龙石图》)

清晓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鸾棲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瑞鹤图》)

秋劲拒霜盛,峩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芙蓉锦鸡图》)

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腊梅山禽图》)

以上《五色鹦鹉图》等前三件画作落款,“御制”与“御画”、“并(御)书”并举,可知画作中之诗、画、书三者均皇帝一人所为。“制”、“画”、“书”作为动词各有其对象,即“制”对“诗”而言;“画”对“画”而言,“书”对“字”而言,三者不可混同。那么,我们可依此检视另外两件画作,即《芙蓉锦鸡图》(图2)和《腊梅山禽图》。


图2 赵佶  芙蓉锦鸡图  绢本设色  81.5×53.6cm  故宫博物院藏


这两件画作落款均为“宣和殿御制并书”。“宣和殿”在徽宗赵佶亲政时期为其燕息之处。此处画款仅有御“制”、御“书”,而并无御“画”。审其画,则画上各有五言诗一首,为典型瘦金体书写。既无注明“御画”,是否这两件画作并非赵佶所画,而仅为以自己所作诗题写于其他人的画作上呢?

南宋时期有《南宋馆阁录》(《中兴馆阁录》)及“续录”,分别载录建炎元年(1127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淳熙五年(1178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宫廷诸事物。且不说书中多处“御画”“御书”的记载,仅以“御制”表述帝王之诗即不下四五十处,这一意思前文已述。此处举录此籍,系因其记载了南宋时期宫中所藏徽宗赵佶画作,并其题画作多件,可以说是最早详细记录赵佶绘画的史籍,对赵佶绘画研究理应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其重要,详录如下:

徽宗皇帝御画十四轴一册。鹤(鸐)鹆二、雀一、鹭鸶一、班(斑)鸠一、鸂鶒一、野鸭一、犬儿一、猫儿一(后有御书戏笔写三字)、野雀一(三幅后有御书野雀二字)、戏猿一(二幅后有御书戏猿二字)、鸭蟹一(三幅御书鸭雏鸭蟹四字)、寒鸦栖木一(五幅御书寒鸦栖木、老松山鹧、枸杞、呦禽、绣眼一十四字)、早梅小禽一(五幅御书早梅小禽、五色禽、竹禽、乌头禽、蝉采花蘂十六字)、翎毛一册(后有御书宣和乙巳赐周淮七字)。

徽宗皇帝御题画三十一轴一册。海棠通花凤一(御书诗云:锦棠天与丽,映日特妖娆。天色绚仪凤,真堪上翠翘)、杏花鹦鹉一(御书诗云:并亚陇云飞,稳巢文杏枝。高栖良自得,蜂蝶莫相疑)、芙蓉锦鸡一(御书诗云: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鷖)、千叶碧桃苹茄一(御书诗云:太平蜀雀异,仍映碧桃间。一秀三千岁,高枝永共攀)、聚八仙倒挂儿一(御书诗云:垂身如逮下,名冠八仙中。最是天真处,樱桃一点红)、桃竹黄莺一(御书诗云:出谷传声美,迁乔立志高。故教桃竹映,不使近蓬蒿)、金林檎游春鷪一(御书诗云:佳名何拔萃,美誉占春游。三月来禽媚,嬉娱异众伦)、香梅山白头一(御书诗云:山禽矜逸态,梅粉弄清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以上八轴,于御书诗后,并有宣和殿御制并书七字)、赵昌江梅山茶一(御题诗云: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解量。借我圭田三百亩,直须买取作花王。又有赵昌奇笔四字)、徐熙并株花图二(其一御书徐熙并株花图六字,其一御书政和丙申岁宣和殿御书九字)、韦偃马一(御书唐韦偃画马,笔力精妙,染饰真奇,甚可尚也。乙酉御题二十一字。按:染饰真奇,甚可尚也八字,原本误作采饰具而甚可尚也,今据书画谱改正)、燕文贵山水一(御书燕文贵三字)、燕文贵溪山鱼浦图一(御书燕文贵溪山鱼浦图八字)、李成真迹一(御书雪凝寒溜营卫,李成真迹十字)、刘永年水禽荷蓼图一(御书刘永年水禽荷蓼图八字)、厉归真竹鹊图一(御书厉归真竹鹊图六字)、吴元瑜竹梢梅花一(御书吴元瑜竹梢梅花七字)、诗意图一(御书诗意图,崇宁丙戌岁宣和殿笔十二字。按:原本脱去崇宁二字,又譌十二字为十字,今据书画谱改正)、周文矩听说图一(御书周文矩听说图,丁亥御书十字)、王齐翰古贤图二(御书王齐翰古贤图六字)、孙知微弈碁图一(御书孙知微神品五字)、胡瓌番马一(御书胡瓌真迹,在世罕有八字)、徐熙鹌鹑图一(御书徐熙鹌鹑图,神品上上九字)、山鹧梨花一、梨花莼菜一、太湖山攀竹猿一、梨花游春鷪一、竹鹤(鸐)一、范宽水墨芙蓉一(以上六轴,并有御押)、人物一册(御书王端、周昉、厉延福、勾龙爽、崔白等姓名)。

以上两段记载录自《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其所载“徽宗皇帝御画” 、“徽宗皇帝御题画”两类,表述明确。“御画”即徽宗赵佶亲笔画,“御题画”即徽宗赵佶所题之画,此所题之画必非其亲笔画,否则即为“御画”而非“御题画”了。

审具体画目,“御画”部分十四轴一册,今俱不见。但在“御题画”中,两件分别名为《芙蓉锦鸡》和《香梅山白头》的画作,却有幸传世,学界共认即今天故宫博物院藏《芙蓉锦鸡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腊梅山禽图》。果真如此,则这两件长期被归于赵佶名下的画作,实际上恐怕其作者并非赵佶。这不仅在《南宋馆阁续录》中记载明确,而且画中“宣和殿御制并书”的题款也表明,皇帝只是在画上题写了自作诗,而并未言及画为“御画”。不过,由此画风格可推知,若非赵佶所画,则当为宫廷画院某画手之佳作,并为徽宗皇帝所欣赏。至于这两件画作何时开始归于赵佶名下,尚有待考证。

《南宋馆阁续录》中的这两段记载,并非笔者今日之新发现。实际上,也有人曾经指出过《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非赵佶画作,惜未见论证。而所见赵佶画作研究中采用《南宋馆阁续录》相关资料者,要么对其未予足够重视,要么强以己意,多有曲解,使这个重要资料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多系重要学者,所言影响较大,因此有必要举出两例加以辨正。

一为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谈到《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时说:“考南宋《中兴馆阁录》‘储藏’条,称此二轴为‘御题画’(排在‘御画’之前),因为赵佶题有诗句。其他无诗仅有押、印的,则称为‘御画’。” 徐先生并未据此进一步讨论,而且他对史料的描述也有错误:这段史料见载于《南宋馆阁续录》而非《南宋馆阁录》;“御题画”排在“御画”之后而非之前。徐先生还错误地以为,史籍之所以将此二作归为“御题画”,是因为赵佶在上面题有诗句,而“其他无诗仅有押、印的,则称为‘御画’”。对照史料,可知这种说法显然与记载不符。不过徐先生重在论证赵佶绘画的亲笔与代笔问题,对史料的误读也未影响他想得到的结论。文中他也说到史籍之所以将此二作列入“御题画”,“或则当时就不以为是赵佶所画,仅由皇帝题句而已,此更与亲笔、代笔问题没有关系了”,表明他对史籍记载也是认可的。可惜的是,徐先生既已读通史料,却并未放在心上,依旧将此二作确定为徽宗皇帝的“代笔画”。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

另一例是丁羲元先生在《徽宗“御画”与“御题画”》一文中,详录《南宋馆阁续录》“御画”和“御题画”全文并加分析 。遗憾的是,作者有强以己意附会其立论之嫌,目的在于论证赵佶画无代笔之说,以及《芙蓉锦鸡图》与《腊梅山禽图》均为赵佶确定无疑的真迹。为此,该文认为《南宋馆阁续录》中“为何徽宗要分为‘徽宗皇帝御画’和‘徽宗皇帝御题画’?这完全是注重其内容之有别,并不涉于真伪,重点是一个‘题’字。”那么,“内容之有别”所指为何呢?大概是其所谓“这一分类的主要意图在于突出徽宗的‘御题’”,即“御题画”的“其中八轴是有题以五言绝句的‘宣和殿御制并书’的花鸟画”。但《南宋馆阁续录》的著作者何以如此看重“御题五言绝句”,以至于将徽宗皇帝这八轴画作不放在“徽宗皇帝御画”部分,而是与其他23轴一册唐五代北宋画作一同归为“徽宗皇帝御题画”这一类,丁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为注明其画中徽宗御题的具体款识内容,这在南宋御府秘阁所藏一千多轴画中被作为最重要的部分而著录在案。因此其他诸作都只记作者、画名和件数。”果真如此的话,《南宋馆阁续录》的分类是不是过于缺乏逻辑了?笔者觉得很难对丁先生以上的看法给出合理解释。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储藏”条“图画一百八十七轴”中,“御画十四轴一册”排在最前,何以知其不如“御题画”八轴重要?“御题画”八轴果真如此重要,为何不将其单独列出,而要混同其他画家23轴一册同归为“御题画三十一轴一册”?另外还可以看到,“徽宗皇帝御画”部分的十四轴一册均有“御题”,不过没有“御题诗”,而“徽宗皇帝御题画”中的其他唐五代北宋十三家23轴一册,也没有“御题诗”,而只有“御题”,甚至只有“御押”而已。这与丁先生的表述都是有出入的。

笔者以为,《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对与徽宗赵佶有关的绘画著录是清晰明确的,“御画”即赵佶亲笔画,“御题画”即画面有赵佶题写的其他画家画作。“御题画”中的八轴有“御书”五言诗的画作,款署均作“宣和殿御制并书”,明确表示其画上所题“五言诗”为赵佶所作,并由赵佶书写于画上,并未有任何一字表明为赵佶所画。“御制”之“制”古时常指撰写诗文,并可指代所撰写的诗文,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并未有指代绘画的意思,否则,“御制御画并书”的落款岂不是重复或含混了吗?

当然,《雪江归棹图》款为“宣和殿制”,而其上无诗,可知此“制”意为“作画”。但此画作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笔者以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款,这件画作是否赵佶亲笔才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如同天津博物馆所藏巨幅山水《雪景寒林图》,款为“臣范宽制”,亦为标准的赝品,是同一道理。对其它较为可靠的宋代画作,经笔者考察,除大多数无题无款以外,部分有款者,分以下几种情形:

一、署姓名或字号。其中,仅署姓名或字号者较多见,也有另在姓名前加“臣”字,或在姓名字号前加署纪年籍贯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范宽《溪山行旅图》署“范宽”、故宫博物院藏崔白《寒雀图》署“崔白”、天津博物馆藏杨无咎《梅花图》署“清夷”、中国美术馆藏陈容《墨龙图》署“所翁”、故宫博物院藏马麟《层叠冰绡图》署“臣马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牧溪《写生图》署“咸淳改元牧溪”、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易元吉《桃竹鹁鸽图》署“长沙易元吉”等,大多数的马远、夏圭、梁楷画作亦仅署姓名。

二、姓名字号后加“画”。也有加“恭画”,或另在姓名前加“臣”字或年号,或在“画”字后再加所画题材或名称的,这种情形也较多见。如故宫博物院藏李嵩《花篮图》署“李嵩画”、燕肃《春山图》署“燕肃画”、梁师闵《芦汀密雪图》署“臣梁师闵画”、朱锐《盘车图》署“臣朱锐恭画”、李迪《猎犬图》署“庆元丁巳岁李迪画”、李唐《采薇图》署“河阳李唐画伯夷叔齐”等。

三、姓名字号后加“画并题”,此为画上有自题诗句的情形。如天津博物馆藏赵孟坚《水仙图》署“孟坚画并题”。

四、姓名字号后加“作”。或另在姓名字号前再加纪年籍贯等。如广东省博物馆藏陈容《云龙图》署“所翁作”、故宫博物院藏赵芾《江山万里图》署“京口赵黻作”、辽代陈及之《便桥会盟图》署“祐申仲春中瀚富沙竹坡陈及之作”等。

五、姓名字号后加“笔”。这种情形多见另在姓名字号前加纪年籍贯职官等。如故宫博物院藏赵令穰《湖庄清夏图》署“元符庚辰大年笔”、梁楷《三高游赏图》署“御前图画粱楷笔”等。

六、比较特殊的情形。如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署“臣李公麟奉敕摹韦偃牧放图”,因系摹绘,故加“摹”字;另如米友仁多在卷中题句,后署“元晖书”、“友仁题”等,其“书”、“题”皆就其文而言,并非指画。

以上诸种落款类型之外,宋画中并未一见在姓名字号后加“制”字者,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宋代及宋以前,“制”并不具有“绘画”的含义,画作的落款也不使用这一词语指代绘画。因此,作为北宋时期的赵佶,其画作落款中的“御制”,不是指其作画,而是指画上所题诗为其所撰而已。这一点,在赵佶绘画鉴别中应该正确辨别。至于“制”从何时起指代绘画,经查考,应从元代始。诸多事例,此不列举。

综上,尽管赵佶绘画真伪鉴别应是全方位、多层面的专业研究工程,但画作中一些显而易见的元素不应被忽视和误读,如此,鉴定所追求的真相才会呈现。


注释:

① 参见《辞源》《古汉语常用字字源字典》等。

② 据《南宋馆阁续录》,“武林掌故丛编”本,光绪丙戌八月(1886)。

③ 在《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之“图画”部分,亦记有“御画十四轴一册”,惜无具体画目,推测其与《续录》所载“徽宗皇帝御画十四轴一册”当为赵佶的同一组画作。

④ 徐邦达先生原文见《徐邦达集》第十卷,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347页。又见《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⑤ 见丁羲元《国宝鉴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赵权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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