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高洪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又是一个业余的有独到洞察力的印学研究者，而作为一个取法坚定且颇有己意的青年印人，则又是业余之外的余事了。

　　说起肖高洪的近期篆刻创作，不能不提一下他于印史印论的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所采取的方法和侧重之处。笔者曾对肖高洪已发表的近20万言的印学论文，作过一个简单的梳理。除发现文风的朴实平和以外，其内容和着眼点似乎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层面：即以对印学史上的一些具体个案、疑案的探讨和以对明清有代表性印家所作详尽而具体的分析考察为基础，并藉此为契机和突破口，进而对篆刻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篆刻现象如官印、款印、印款及原始印章等较大的方面，作综合性的深入研究。这种严谨朴实的学风和史学工作者所特有的思维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无形中避免了肖高洪的篆刻创作在取法和探索上染上与当今青年印人中所流行的“率意”的、不求甚解的不良习气。

　　肖高洪的篆刻作品，明眼人一眼即可以得出其源出于晚清大家黄士陵。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对他的这些作品，特别是朱文小印的章法、篆法、刀法乃至于线条等方面，作一番仔细和具体的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这些印章中已初步体现出一种属于高洪自己的、独到的韵味和境界了。我们知道，黄士陵作为晚清最杰出的印家之一，他的篆刻在俏丽俊挺、富美堂皇的风韵和看似寻常却又极为奇崛的气骨方面，在收敛中取势、以方为主方圆相参的篆法结构方面，在光洁畅达、既充满镌刻感又不失书法味的运刀方面，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和深度。可以说，在上述几个方面，后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企及和超越的。肖高洪深知此中道理，因而他学黄士陵，与之相违的是从黄士陵篆刻的相对弱处着眼，并根据自己特有的智力、才能和当今篆刻艺术的发展走势，在线条的浑凝厚拙和结构的深沉平和等方面人手，使黄士陵篆刻中精美绝伦的内涵，异化为自己的平正端庄。换句话说，是将黄土陵印章中明显外露的那些特征，即寻常意味等转化为自己篆刻中内在的东西。同时，又将黄印线条中浑厚的内在力量尽量发掘并使之成为印面中最易觉察的外在之美。因此，尽管肖高洪于此所作的努力可能是无意识的，尽管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无法对黄士陵篆刻艺术在总体上作全面继承和实施超越，但就肖高洪的这些作品中所负载的探索信息和表现特征而言，无疑比现在学习黄氏印章的青年印人要高出许多。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窥出肖高洪为艺的灵气和心机。

　　那么，肖高洪近期印章的特色到底何在呢？想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线条的凝重浑穆。要以黄氏印章中线条的风貌为底，提炼出一股属于作者自己的凝重浑穆之气，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黄士陵那外表俊挺俏丽的线条，实际上隐含着森严的“法度”及灵机，常人学之，大多只能得其皮毛且很难跳出。至于黄士陵印章中出神入化的用刀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端倪的独到的金石气息，更是常人所无法领悟并得到的。于此肖高洪出手不凡，他在使自己印章中的线条之“形”类似于黄氏印章的前提下，另辟蹊径地使自己线条之“质”，向汉铸印的方向发展。因而就具体的线条，特别是其白文印中的线条看，肖高洪的印章没有了尖挺刀痕的显露和类似于书法笔墨般的破碎，但多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雅稚厚拙，也多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独到的“书卷气息”。

　　二是篆法的随机而变。在晚清篆刻高峰的阴影下，近现代印人要创造出一种与他们不同的但艺术包容量大致相等的篆法，是极为困难的。并且从黄士陵的篆刻入手进行创作，若不能在篆法上融入自己有机的活化和灵化处理，实际上并非是艺术的创作，而仅仅是临摹而已。我们从“林峰”、“心在天山”等印章中，可以窥见肖高洪于此所作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和尝试看上去还是那么地细微和小心。

　　三是章法布局上的刻意和严谨。章法上的过分刻意，对常人而言不是好事，肖高洪印章中的某些不足，实际上亦源于斯，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学术上的严谨和刻意，用到印章的创作并能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时，这种“刻意”或“严谨”就会在某些时候得到“质”的升华。你看“听雨楼主”这方朱文小印，“主”的沉底、“楼”的拉长以及“听”字左右拉开和小心位移等处理手法，在印面上皆不失其真。从这意义上讲，肖高洪的篆刻已经自成精严妥帖一格，而黄士陵印章中那些自然的装饰韵趣和发自内心的写意特征，则相对地退居次位。这也是颇不容易的。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以肖高洪的具体的篆刻作品为出发点而作出的。因此，有时这些结论并不适用于他所有的篆刻作品。窃以为，同当今众多的中青年篆刻家一样，肖高洪的篆刻风格和创作手法，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提高和纯化。比如他的朱文印章和白文印章之间，除了线条韵味尚能大致统一以外，在其他方面尚不很协调，而白文印章从总体上看又不及他的朱文小印。如此等等，我想也是肖高洪在今后的创作和探索中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在学习黄士陵篆刻的同时，怎样使自己的创作同黄士陵拉开更大一些的距离，也是肖高洪必须加以深思的一个问题。此两点质之高洪本人，不知以为然否？

　　注：本文发表于《书法导报》（1994年2月）。

作者：朱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