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诸体中，草书是最具心性与生命感性意味的，它通灵入圣，诉诸天才，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因而，在中国书法艺术进程中，草书的出现标志着书家个体生命意志的觉醒和在更高抽象意义上追寻生命情调、宇宙意识的美学努力，这是一个新的美学里程。由于草书的诞生，书法的人文主义传统得以确立。书法史上所说，文人书法的源流实自草书始，而以二王为代表的玄学氛围下的魏晋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为草书形态。

　　魏晋玄学风味的草书是偏于理性和哲思的，它是老庄哲学形上追寻在书法领域的反映。魏晋之后，草书向感性自由之境抉发，至唐代，则终于借助酒神精神将草书推至审美自由的极致—狂草。唐人作草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又常常与酒神精神结合，或者说，酒神精神使浪漫主义得到极致的表现与发扬。唐代草圣张旭怀素作草，常常借酒兴而起，任笔挥洒、“酣醉、无聊、不平、愉佚、不平、有动于心、皆于草书焉发之。”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赞张旭草书谓“张旭三杯草圣传， 挥毫落纸如云烟。”怀素在《自叙帖》迳称：“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可见酒在唐人草书中所发挥出的神力。唐代之后酒对草书神力影响有所下降，但在草书家眼里，借酒酣之兴达到草书自由之境仍为草书家称羡不已。黄山谷便有这样一段论述：“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随着后世草书愈来愈趋于理性，盛唐狂草的酒神精神已愈难觅踪，人们只是在对草书史的称述中描摹酒对草书的神力，而在现实创作中，则难以觅见草书家借酒力而臻至“兴”的境界。

　　不过好像凡事都有例外。在我见到李远东草书之前，我也是对酒对草书的神力半信半疑，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草书家乘醉而书，率成神品。在我看到李远东的草书作品之后，我有些相信酒在草书中发挥的神力了。据李远东说，他作草多半是在畅饮之后，于醉醺中泼墨驱毫，一任纵横。而他酒量之大也非常人所及。如酒逢知己，酒亦属上品，放量豪饮，一二斤酒不在话下，酒豪如此!最近因他要出作品集，让我作序，我有幸观赏到了李远东新近创作的一批草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在酒兴中创作完成的。使我尤感惊讶的是，这些草书不仅神足气完，而且法度甚严，无些许懈怠之笔，尤其是气骨遒劲，势脉夭矫，有兴来不可遏之势，可谓气势两旺。气骨可由心性得，精熟可由技匠得，而势之大化流行，则需借助神力，酒神精神为其大端也。李远东草书之势无它，借酒而行也，此不谓酒神精神又为何?

　　李远东早年书法奠基于魏碑，尤其骨力，为当代碑学巨匠孙伯翔门弟子。而他不负孙伯翔先生期望，在宗法孙伯翔弟子中，李远东无疑是最具创造力的。他的魏碑得孙伯翔精髓，他不规规于形摹，而是舍形迹夺其精魂，尤其是将草书写意精神融入魏碑创作，使其魏碑既具榜书气象端严之严整，又具逸笔草草之神韵。但其卓荦处，在不以魏碑体势化裁草书，而以魏碑之骨力合帖之气韵，而未蹈晚清书家以碑化帖之路。由帖之韵求碑之骨，故其草书主导在帖，而内骨在碑，在这一方面，早年师承孙伯翔先生的经历使他奠下一生的碑学根基。可以说，由碑之骨势拓化入草而又不违帖学之旨，写出草书之大境，李远东草书尤可称道。

　　李远东正值创作盛年，其草书也渐臻大境。依我来看，如其从帖学内部入手强化其经典取值，并强化其细部空间结构和陌生化结撰，假以时日，其草书当会臻至更高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