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在艺术上的成功实践，取决于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深刻的理解与独特的领悟。在王镛的笔下，古人“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审美理想与创造历程，被他改变为直接指向于“朴”的追求，并在追求中不断提高与升发的过程，显然，他的成功，对当代传统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学习与创新道路的选择，不无启迪意义。

　　我觉得，如果将王镛的书法（包括他的篆刻与绘画）风格，视作其艺术创造中的一个过程与阶段，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静止的程式表现，将有利于我们欣赏的切入和深化。

　　王镛的书法，如果就隶书而言，其造型特征基本上来自于他所喜爱并曾潜心临习过的诸如《广武将军碑》、《褒斜道刻石》、《好大王碑》、《西北汉简》等，而在具体的笔画线条方面，则又得力于《石门颂》、《西狭颂》以及他早年学习过的较为规范的汉碑。因此王镛的隶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朴大拙的风貌之下，隐含着文人书法所特有的理性表现与高韵深情。换言之，汉隶中那充满生命力的雄奇古拙与天然之趣，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合乎现代审美要求的生发。另外，从他的这件隶书对联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有篆书或楷书书写笔法与造型特征的有机渗入。显然，这也是他对各种书体的有意或无意（即潜意识）的分解后所进行的合乎审美规律的一种综合与熔冶。

　　王镛隶书作品的用笔方法，也很有特色，他摒弃了传统隶书中常见的笔法特征，而加进了纵横排奡的磅礴气势。这对那些缺少艺术创造勇气，缺少对中国书法传统和中国古代文人艺术精神深刻理解与把握的人来说，是难以或根本无法做到的。因为他们只能囿于既有的“功夫”与既有的审美定式，在他们的眼中这样四面出锋，纵横排奡的笔法，怎么能够表达美感呢？然而，王镛却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成功，除了在审美价值方面有创造性的发挥外，实际上还具有一般的作品所不可能具备的哲学意义。因为他选定的非技巧性的努力方向与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似乎并不仅仅是要发挥与发展既有的隶书创作模式，或者纯粹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创作模式，而是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隶书的既有法度，并使其作品对传统的隶书审美观念，产生一种冲击与推动作用。

　　与他常见的行草书法所不同的是：如果说他的行草书法重在韵势的表现的话，则他的这件隶书作品无疑所着重的是“骨气”（即笔法表现上的骨法与力感。）的表现。那刚柔并济、聚散无常的运笔，那方圆结合、干湿相间的线条，那曲直随意、涩疾并重的使转等，无一不在娴熟自如之中，透现出一股坚质浩气和生辣爽气。另外，他的这件作品，在整体的把握上也极有特色可言，其线条、字形乃至于墨色等精微与丰富的变化，被他不着痕迹地圆融在作品的整体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王镛的这件作品，还成功地避免了民间书法中所经常出现的过分粗犷与荒率的因素，并将它置于艺术的表现和自已所特有的风格与情调之中。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王镛必将开拓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艺术疆域。

　　——摘自《书法报》1995年2月1日

作者：朱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