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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有个“大芬村”,他们复制了整个中国当代艺术

所有的现行艺术都是虚伪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复制品、挪用物,抑或是拟像和模仿,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力量,缺乏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激情。
——伊莲•斯图尔特文(Elaine Sturtevant)
在文章开始之前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当你看到下面这些作品
会不会觉得很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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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没看错,它们是王广义、岳敏君、石心宁、俸正杰、方力钧、何森,王兴伟、张晓刚、马六明的标志性作品,他们的共同点在于:
全是“赝品”!
全部没有色彩!
全部和原作等同尺寸!
全都参加了巴塞尔艺博会!
全都以5000欧元/张的价格卖掉了!
意大利的“大芬村”
这一系列作品的幕后推手,叫做Gabriele Di Matteo,是他一手缔造了意大利的“大芬村神话”,当然,意大利的大芬村出品,价格相对中国的大芬村,几乎可以说是天价,至少比大芬村的“Made in China”版本贵了几百上千倍。
从80年代末至今,Gabriele Di Matteo对当代社会传播中的图像表现方法和创造性表达的存在条件进行着持续的艺术研究。
Gabriele Di Matteo认为,艺术家应该特别关注图像符号与其创作者之间的关联,虽然由于公众需要接触图像符号而成为集体创造的作品,但艺术家仍有权利将自己视为创造者。
从实质上来说,Gabriele Di Matteo的这一系列作品以及做法属于挪用艺术(Appropriation),即利用预先存在的对象或图像,对它们没有或很少转换之后用于新的创作。
采访实录
24/02/2018 正午于米兰布雷拉国立美术学院第5教室
采访者:意视窗联合创始人袁媛(下文简称“袁”)
受访者:Gabriele Di Matteo(下文简称“Gabriele”)

袁: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Gabriele:好,我是Gabriele Di Matteo,是米兰布雷拉国立美术学院的教授。
我不仅仅是美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名艺术家,我曾经做了一组作品,名为“中国—意大利制造(China:Made in Italy)。
袁:“中国—意大利制造(China:Made in Italy)”,它具体是哪一年做的呢?
Gabriele:这是二零零九开始创作的,准确的来讲这个作品的创作一直都在进行中。当时第一次亮相是由七十幅大体量的绘画构成的,全都是在西方渐渐获得市场上成功收益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的复刻版,这是所有这些绘画第一次一起完成展示。
每幅单独的作品销售之后,都会被作为新版编号的再一次复刻,每一次有人买走一幅,我就再找人画一幅,并按顺序编上新的号码,也就是这个系列作品里面的每一个艺术家的画都有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序列的编号。
袁:你是在玩一个版画和波普艺术中的版数的游戏吗?
Gabriele:是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我是对绘画作品而不是版画作品进行编号,因为实际上没有两幅手绘作品可以画得一模一样。
所有作品在一起展示叫做“中国—意大利制造(China:Made in Italy)”,但当藏家去观看时,可以只购买其中的一幅画,我给它编号售出,然后再找人画一幅,继续销售另外一个编号。
所以这是一个永不停止永远在进行时的作品,甚至将来我死了都不会停止,在这个作品的规定中有写到永无止境。因为绘画和版画在大家的认识里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游戏就变得模糊不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即使在我死后作品将“永无止境”的进行下去的规定,因为他们是由画师画的不是我来完成的,每个艺术家都有专门的画师去画,画师总是有的,所以可以一直画下去,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作品。
袁:所以你从一个观念艺术的角度做了一个永恒的艺术品?
Gabriele:是的,永恒是指的它的延续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却很难实现,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接下这个工作,比如我有和曾经展览过这些作品的博物馆——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日内瓦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德国卡尔斯鲁厄国家艺术馆等联系,但都没能实现,因为在欧洲的博物馆根据规定只能展览不能销售。
也许未来在中国也可以试一试,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也就是说美术机构在销售的不仅仅是一幅画,还有一个授权下一幅再版的证书。
袁:这好像有点意思,它们不是印刷品,所以没有版权的问题。
Gabriele:是的,和图像可复制性有关,在这里图像是绘画作品,也就是这个绘画作品所呈现的作品的出处是其他的绘画作品,这是它最大的力量。
因此这个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政治的(比如大家视野中出现的艺术家背后的国家力量);
经济的(关于经济全球化,关于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互惠还是制约);
复制的(关于绘画作品的可复制性与传播,版画与原作的关系,早在1931年瓦尔特•本雅明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就引发了由摄影的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复制的艺术的问题等等);
人类学的(因为这中间有关于地球两端两个城镇的命运的故事,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阿夫拉戈拉小镇和中国深圳的大芬村,阿夫拉戈拉小镇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多年来以复制那不勒斯商业风景油画(也就是行画 ,计件付费,每件大约七至八欧元不等。)远销世界各地,比如南美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或者是那些沿街售卖的小商贩,可谓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各地的画商发现了另一个地方,提供同样的产品但价格更低廉,那就是中国的大芬村。
他们全部转向了大芬村,仍旧是计件付费,大约每件两到三欧元。于是曾经的那些以此为生的那不勒斯画匠就此集体失业。
袁:这也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现象的缩影对吗?
Gabriele:是的,这个那不勒斯经济体就此瓦解,也是商品消费体系运作的结果,之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从观念上来看很有意思,又认识很多这些画匠,就把他们组织到一起进行培训,反向地让他们临摹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等,每个人专攻一个艺术家,现在他们就以此为生,于是就有了“中国—意大利制造(china:Made in Italy)”。
这些作品有这样两个特点:尺寸是原尺寸,但全是黑白的。
因为我想在陈列上制作一种存放在仓库里的感觉,沿着仓库的墙边摆放在地板上。
第一次是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我带着这些作品参加了巴塞尔艺术展,在“艺术无极限”的版块,这个版块展出的作品,是由巴塞尔从各画廊提交的大尺寸的架上作品的画展提案中甄选出的,“中国——意大利制造(china:Made in Italy)”这个系列作品很荣幸被选中,并在展会期间大量售出。
袁:哪些作品是最受欢迎的呢?
Gabriele:我记不清了,有一个专门的文件里面有记载,有些已经重新画了四五次了,有的藏家是持有这些作品原作的藏家,他们把作品买回家然后挂在一起,卖得最好的肯定是复制的岳敏君的作品,其次是张晓刚。
袁:哪位艺术家的技法是最难以复制的呢?
Gabriele:何森和王广义,王广义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会有很多地方需要做模具来进行喷绘的处理,而他的作品尺寸又极其大,动辄三米乘以四米,这个也卖得不错,大约售出了三次。而何森的作品是因为他的画面笔触时而顺畅时而雾化。
袁: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在巴塞尔,你与一个知名的中国策展人相遇,并询问了他对这个作品的看法,他表示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公众来讲可能会认为这是非常肤浅的作品。
Gabriele: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接受或者更喜欢越来越多的观念艺术的作品。比如我发现东方的观众在参观完美术馆之后非常喜欢买点纪念品,那如果你参观完之后可以买到的甚至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品,难道不会更有趣吗?
袁:最近各大时尚奢侈品牌都在中国主题上大做文章,有的真的让人啼笑皆非,但你的作品反而显得更加真诚和脑洞大一点。
Gabriele:是的,因为这是一系列观念艺术的作品,也是大众的艺术,是手绘的不是版画,可解读的角度非常丰富。
袁:可谓是大俗大雅。
Gabriele: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把这个无尽的作品进行下去。
袁: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题材来创作呢?是想特意强调你所预知的什么吗?
Gabriele: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样,艺术家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背后有着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实力,和这些国家想要传递文化讯息的想法,而这又是非常商品经济体系的实验,因为没有经济就很难发展文化,而没有文化经济也将停滞不前,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中国正是非常清楚地实践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才有了我们所看到的艺术家。
袁:所以你的意思是无论艺术家多么优秀,如果不是恰好在合适的时间,因为他所在祖国的强盛而进入到了国际观众的视野,单凭艺术家个人的实力是难以亮相的。
Gabriele:当然,比如在欧洲,德国的艺术家就比意大利的艺术家有优势,因为他们国家在博物馆方面的投入更多。比如在威尼斯双年展中,你看意大利的艺术家其实是很少的,但你去到其他的国家的任何艺术活动,都很容易看到意大利艺术家的身影。
一般来讲,国家的支持会优化艺术的发展,但也有可能恶化,因为艺术总归是比较个人的。意大利的艺术家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他们虽然获得的国家支持非常少,获得的参展机会也不多,可是依然不影响大家的创作热情,也许正是这样,反而让艺术家们的生命力变得越来越旺盛了,但知名度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比如贫穷艺术,比如年轻的艺术家,如果他们出现在美国,就会知名很多。在近几年的中国,包括一些物流和策展上的支持也很重要。
袁: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系列作品在销售过程中的有意思的故事吗?
Gabriele:当然,在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拍卖会上以590万美金购买了岳敏君《处决》作品的英国藏家,来参加巴塞尔的展会时也用五千欧元购买了我这个系列里的同一幅作品,我觉得很有趣。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巴塞尔的展会上,我和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展位靠得很近,当时来了一个中国的电视台过来报道那个艺术家,他们看见我的展位就把我误以为是他们要采访的艺术家了,因为他们看见我的作品非常中国,实际上他们当时要采访的那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是非常西方化的。
还好当时前瑞士驻华大使乌里•希克(Uli Sigg)先生也在展会现场,还顺便给中国的媒体讲解了我的作品,他也是大力支持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策展人和藏家,在八十年代就大量购买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他也购买了五幅我这个系列里的作品。
袁(总结):你知道中国和意大利在中国最近一直在进行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头和一尾吗,你的作品仿佛是这个现象的呼应,中国并不遥远。
另外,我想对您说,再极致的艺术也只是表现,再美的艺术也美不过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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