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前，男女鞋子同一形制。自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69-975年)后，中国妇女缠足之风盛行。据史料考证，南唐李煜喜声色、诗词与歌舞，整日与宫中后妃饮酒取乐。为得到宠爱，有一位才艺俱佳的嫔妃开始使用白绫紧裹双足，载歌载舞。久而久之，嫔妃的脚便被裹成了后人称之为新月状的“三寸金莲”。五代之后，宋人仿效渐成风气，并普及到中国民间。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足，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历代文人，曾兴趣盎然地把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细细品评，把小脚视为男性亢奋而引发审美变迁的文化方式，并划分出五式九品十八种。中国历史上盛行千余年的、喻名为“三寸金莲”的缠足模式，被视为中国古代最有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习俗。

　　缠小脚的文化现象能从宋朝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宋代以来产生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使程朱理学的人性禁锢之“礼”，成为统治阶层稳定社会的润滑剂。它通过缠足文化的代代传承，使一个个鲜活、弱小的生命个体，承载着文化习俗之重。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业社会方式的来临，西方的“文明之风”开始盛行与传播。人们开始以理性的文化态度，审视着那些为礼教所束缚的、非理性的缠足风俗。清末民初，象征封建文化的男人辫子“被”剪，象征女人的“三寸金莲”开始放足。在西学东渐和工业文明影响下，知识的力量终于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最让上海小姐兴奋不已的就是高跟鞋。即便是旗袍、洋装，也无法跟高跟鞋的时尚魅力相比。于是，旧照片里的小脚母亲与大脚女儿、小脚外婆与孙女的高跟鞋屡见不鲜，高跟鞋变成了时髦文化的象征，不管是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还是名媛淑女、风尘女子，只要满十六岁，一律穿起了高跟鞋。　在民国时期，有些妇女杂志用整版篇幅介绍“女性的高跟鞋”，其式样日人可与今天的鞋样相比。当年的上海小姐，就是这样出入社交场合，款款而行。高跟鞋，是中国近现代实施社会变革和反封建的文化产物。它的介入一方面彻底颠覆了“三寸金莲”的文化习俗，解除了女性缠足肉体痛苦。另一方面，这种反封建的替代物仍然延续着限制或减缓女性步幅的、性文化中的性别意识。其中，高跟鞋直接导致女性腿部重心后移、腰身挺直、臀部收缩以及胸部前挺的物理效应，使女性基于文化的情色意识，不断趋于日常化或外显化。

　　曹丹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前卫艺术探索、关注现实图象转换的当代艺术家。85新潮美术时期，他以平面化的油画语言方式，完成了载入现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作品《没有门的房间》。80年代末，他较早地以狂放的表现主义手法，完成了《病群》、《病危》等系列作品的语言转换。90年代“湖北波普化”时期，他将85时期的平面化风格糅杂于表现主义风格的视觉尝试，使他的作品在波普艺术形式的探索中，通过《戏子》、《新偶像》等折射现实境遇的思考，展现为独具个人经验的图象表述。曹丹的作品，注重图象方式及其语言探索研究，从《没有门的房间》到《病群》到《戏子》与《新偶像》再到《蝴蝶档案》和《红粉•高跟》，如此频繁的语言探索和全面深入的图像图式研究，使他的作品及其个人风格，呈现出独特的视觉风貌。当下，由《红粉•高跟》引发的、探索以电脑像素为特征的、色彩艳丽、轻薄的拟像作品，十分准确地表述了当下泛情、姿色的文化消费现象。其艳丽于性感表现的高跟鞋，已不再是普通的、作用于审美意味的“物”化形式，相反，这一特定的母题借用，恰当地勾勒出了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情色消费意识。站在这批作品面前，观者常常会被那种艳情于性感的、色彩抽离的艺术形式所触动。我们能够看到，刻意的女性脚趾、高跟鞋的放大以及刻意模拟电脑像素的视觉形态，使色彩媚性呈现出的、颇具“文化性感”的情色聚焦，凸显出当代文化中流行“情色消费”的集体无意识。

　　如果说，曹丹在08-09年创作的《蝴蝶档案》中，对情色元素的处理还存在着过多的造型要素的话，那么，他在09-10年新近创作的作品中，就完全以绝对单纯的局部方式，完成了他对“文化情色”问题的全新注解与诠释。在他的画面里，高跟鞋等造型的截取，使图式化的拟像方式——时常与艳丽的抽象色彩之间发生着形、色转换，让形的边缘，失去色度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而使“形破”的局部或大部处于连片抽象的姿态，让观者的主观意识有效地被调动起来，进而，通过观者自己，完成形象联想与组合。也就是说，曹丹新近创作作品中所具有的、创造性的语言范式，可以称之为“以色破形”。

作者：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