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看到这个展览和这本画册中的照片的观众或读者都会惊叹图片中1980年代的人物和街景，这样的惊叹大多无异于对中国过去30年迅猛变迁的感叹，其间还不乏怀旧和感伤，以致于生发出对当时的生活方式，乃至服装、汽车、路灯等等样式的迷恋。也有观者籍此回忆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和理想，的确，那十年，中国人刚刚从之前30年的束缚和迷狂中解放出来，还尚未坠入之后20年的失落。可是，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一步地问一句——观众在这个展览和这本画册所看到的真的是1980年代的上海吗?或者至少是这七位摄影师的1980年代吗?事情似乎变得复杂起来。

　　每当我们对照片寄予关于社会和历史的厚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充其量只是承担着线索和证据的作用，证明那个情景、那丝情绪在那个时刻的存在。但是，就像每个人都拍摄过的留影，即便我们没有在镜头前涂脂抹粉、捎首弄姿，那个真实也只是几十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秒的瞬间，那么这些瞬间的真实究竟能负载多少其背后更大的真实呢?本次展览中的作品何尝不只是1980年代一个个小小的切面，是经过取舍之后的1980年代。有意思的是，在访谈的过程中，没有一位摄影师承认自己是因为想要为时代留影而拍摄照片的。徐喜先是在为弟弟去郊区抓药的时候迷上了郊野的风光，并树立了“走遍上海每个村子”的雄心;而拍照则是他后来为自己的行走找到的证明方式。杨元昌、王耀东和顾铮在访谈时说过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我对那种记录式的或者讲故事式的拍摄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也都会补充道“不否认有些摄影师在这方面的杰出工作，和那些照片深远的意义”)。杨元昌说自己的拍照是想要找一些个人的东西，图片正好是可以用来表达观念的一种方式。王耀东试图以日常情景来揭示对情景之外的隐射，讲述自己心里的某些认识或者情绪;他说他总想能“拍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照片”。顾铮说“喜欢用照相机去呈现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可能就像一首诗的一个句子……是期待摄影能够还我以生活的某种坚硬。”相较而言，唐载清、陆杰和龚建华似乎更接近于记录时代或讲述故事的纪实摄影，但是龚建华明确地说自己当时的拍摄完全没想到，也谈不上一种使命感，他所感兴趣的是去看周围上海人生活的原生态。唐载清提到他的拍摄动机常常来源于报章新闻中提及的新的社会现象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后以敏锐的嗅觉试着在生活中找到图片呈现的方式。陆杰在访谈中更是一再强调摄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是受到亲友们所从事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从而对这个城市发生了兴趣，照相机是他展开考察、记录、梳理各类社会和经济现象时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是这场持续30多年的考察恰恰覆盖了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至今也未打算结束。

　　在人们试图从照片中去回溯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用照片印证自己的记忆或知识，这是最自然的方式;但是这样的印证与摄影师、与他们拍摄时的各种心绪并无多大关系。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些“记忆和知识”究竟来自于哪里?再过几十年，当没有亲生过1980年代的人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他们又会怎样实现他们的印证呢?在访谈中，徐喜先提到了自己是怎样参与到“技术革新”中去的;王耀东说了和朋友一起在“开发公司”工作的经历;杨元昌则介绍到当时怎样从一个普通工人进入到数千人大厂的工会里，由此正式踏上摄影之路。这些富有时代特征的情节对摄影师的生活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为作者带来了喜悦和困扰，自然也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但显然这在他们的照片中是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把徐喜先的照片拿出来参加摄影展，而观众们也在他踏青仿古时的“留影”中寻找时代痕迹，印证观众自己丰富复杂的记忆和知识的时候(那些抒情和怀旧就更不必提了)，他雄心勃勃的行走计划背后所隐含的(也是促使他展开这个历时40年的庞大计划的)兄弟的病痛、父子和夫妻之间的深情、经济的拮据和工作上的种种得意或不如意都被忽略掉了。我们对照片的欣赏成了对一段真实生活的断章取义，时代的激动人心恰恰掩盖了摄影师个人的喜怒哀乐。看着徐喜先皱着眉头微笑着诉说这些照片背后甚至有点离奇的故事，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精彩的照片完全不堪承担他在整个1980年代中的遭遇。

　　对摄影师的访谈，我们是为理解作品而去的，听到的却大多是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关于亲友的关系和当时人生中种种重要或不重要的，但常常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这些时刻有的直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的或许促成了他们之后的生活有摄影相伴。那时的他们大多只有二三十岁，许多人都提到背着照相机骑着自行车为了生活而奔忙，或者在街上闲逛。即便对于唐载清、杨元昌、龚建华等当时以摄影为生的人，今天在此展示的作品与工作也并无多大关系。他们只是让摄影走进了自己的生活，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乐在其中，摄影是他们观察社会和表达思考的工具，时而也是宣泄、释放、甚至逃避的出口。所有这些由照片所引发的摄影师的个人追忆是如此的鲜活生动，而与我们所受的教育和所读到的被书写下来的历史中的1980年代迥然不同。那么当观众和读者面对着这些照片的时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如果说今天我们看这些照片还是摄影师的追忆与观众的个人记忆的相互印证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当未来的观众不再具有1980年代的个人记忆的时候，阅读历史照片的过程则会成为一种个体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的对峙。个体的记忆是确实的，集体的记忆则是被形塑过的;但集体的记忆会被记录并流传下去，而个体的记忆只有个人保存，并终究会被遗忘。我们总习惯于用照片证明存在，而其实是拍照这个行为证明着摄影师的存在。前者是对过去的证明，一个可疑的证明;而后者则是对于当下的证明，是切实的证明。套用顾铮先生一本著作的书名《真实的背后没有真实》，照片的历史真实最后只能在每个个体的经历和回忆中才会实现;照片本身实在无力承担真实。所以我想提醒观众，在我们阅读这些照片，并试图用它们去印证你脑海中的既有认知的时候，也能从本书所收录的一些访谈里对摄影师在那个时刻具体的情境有所了解。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些照片，以及这些照片所附着的意义还给摄影师本人，让它们首先是个体的，然后才有可能使未来集体记忆中的1980年代变得丰富和鲜活一些。

　　现在回想一年多来为这个项目所展开的工作，发现自己似乎是被“推”着走完了整个过程。从一年多前远在西安和兰州的彭祥杰、王西野、王莲的提议，到之后与肖睿、林路、顾铮先生的多次商讨，然后逐一拜访摄影师交流并选片，直到最近几个月和王欣、季晓慧具体讨论该展览在刘海粟美术馆的呈现，并对摄影师们展开访谈和交流，作为策展人的我更多地是在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我想借此机会向上述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和督促，今天就不会有这个展览和这本画册了。同时我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张闳和林路老师从1980年代图像史以及摄影语言分析的角度对这个展览的作品作出了富有洞见的解读。最后，我想说当我为了这个展览从每一位摄影师成千上万张底片或照片资料中最终选出每人十多幅作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舍弃太多瞬间和它们背后的个人记忆了。所以，呈现一个展览和摄影师们在30年前的拍摄一样，或者就像任何一种为了挽留个人经历所作出的努力一样，它们永远都只能是一种“留影”。如果说这些照片是对1980年代的那些个人生活的祭奠的话，那么这个展览就姑且算作对那些已经或即将逝去的记忆的祭奠吧。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施瀚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