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对外宣布：贡布里希、高居翰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合璧”，原本位于六楼的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迁至图书馆三楼，在一间修葺一新的170平方米的阅览室里，贡布里希五千余册私人藏书与高居翰两千余册私人藏书相遇，携手为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默默献力。

　　据悉，合璧的“贡布里希-高居翰记念图书室”将于2015年9月开放。

将于2015年9月开放的“贡布里希-高居翰记念图书室”

　　吴冠中先生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在某次研讨会上也提到：“从书籍传承人类文明这一点来讲，与过眼云烟的书画相比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毕业于堪萨斯州大学艺术史专业的杨思梁博士则认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加上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意味着大学者有可能和自己的工作图书馆脱钩。正因为如此，最后这批大学者的私人图书馆就显得更加可贵。

　　一个月前，第四届“贡布里希纪念讲座”火爆开启，由约翰•奥奈恩斯教授(John Onians，著名艺术史家，英国东安吉利大学教授，英国《艺术史》学刊创刊主编，神经艺术史创始人)与伊丽莎白•碧艾芙博士(Elisabeth de Bièvre，荷兰文化史家，美国克拉克艺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夫妇为主讲人，此时恰逢杭州雨季，一连开讲四场的讲座场场人员爆满，尤其是第一场，尚未到开讲时间，地板上已经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准点到的人只能在门外静静聆听。

2015年第四届“贡布里希纪念讲座”现场（艺术人文学院吴京颖摄）

　　藏书与讲座，已经成为当下艺术史大师们亲近中国的方式之二，一动一静两种通道将艺术史大师们输送到国内艺术史研究领域。只是，藏书常“冷”，讲座过“热”，一个面向专业受众，一个面对普通大众，只是有人不禁会问：它们将面临什么?能带来什么?会改变什么?

　　冷：藏书在中国的冷静与独守

　　贡布里希是一位和中国有着奇妙缘分的艺术史大师，据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介绍，1930年，还在维也纳大学攻读艺术史的贡布里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题目是《一首中国诗译成德文的一些可能性》，这首中国诗就是李白著名的《静夜思》。

贡布里希

　　1994年，范景中(时任中国美院图书馆馆长)在贡布里希家做客时提起希望贡布里希的藏书落户中国，贡布里希欣然同意，2001年，贡布里希去世， 2006年，贡布里希夫人去世。2007年，贡氏的5291册藏书(除杂志等小册子外)捐赠给中国美院，学校在图书馆专门设立“贡布里希图书档案室”，2008年，中国美术学院建院八十周年，“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挂牌成立。2009年，由图书馆申报的“恩斯特•贡布里希的藏书研究”课题正式立项，他的藏书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与保存。

曾经的“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认为：“对于学界来说，这一事件不仅是我们美术学院的荣耀，也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光荣”。英国伦敦大学斯莱德学院院长约翰•艾肯说：“以后人们研究贡布里希，恐怕要到中国来了。”

　　而高居翰则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堪为当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尽管有所争议，但高居翰的观点还是开启了一批年轻人的视野。“我90年代到中国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对高居翰先生就很仰慕，他的著作都是我们的必读书。”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院长高士明曾经回忆到。

高居翰

　　高居翰捐书给美院有两次，高士明曾提到“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捐了一批书给美院理论系，其中有图书、画册、杂志，很重要的工具书，我从中受益匪浅。”这件事也得到了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的确认：“这批书是高居翰和曹星原一起捐的，是他从伯克利的朋友那边募捐而来，他觉得这些书来到中国会比在他们那里发挥更大的价值。这批书目前存放在史论系的资料室。”

　　“2012年底的时候，高居翰先生就开始和美院联系有关个人藏书的捐赠之事。”张坚表示，“2013年5月的时候有两千多本书来到了中国美术学院。这批书将在9月份和贡布里希的私人藏书一起在图书馆对外开放。”

　　对于“合璧”，张坚在高居翰在世时曾征询过他的意见，他说:“这很好啊，我觉得很荣幸，只是我的书可能没有他那么多。”二者是很熟的朋友，虽然一个研究西方，一个研究中国，但学术理念有相通之处。为了“让我们的学生知道，这两位研究西方传统艺术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的视角差异及相同点，研究方向和学术理念的对比。研究方向和学术理念的对比是一个语境，贡布里希和高居翰在这里是相得益彰。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藏书来窥见西方经典艺术史学者的艺术视野和研究理路。”于是，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选择“合璧”两位的私人藏书。

将于2015年9月开放的“贡布里希-高居翰记念图书室”细节图

　　虽然，除了艺术史专业的师生，恐怕很少有人会去认真读《艺术的故事》和《山外山》(它们是贡布里希和高居翰的代表作之一)，在美院中，这些藏书大多时候注定是孤独静守的。

　　只不过这种孤独是高姿态的，“艺术史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专业，尤其在国内，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研究领域而非普及性的。” 张坚认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孤独的，不单单在艺术史领域才存在。

　　不过，学院也在试图做出一些改变，“这个馆(贡布里希-高居翰记念图书室)建立起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资源来激活相关研究，组织一些活动引起大家对艺术史的关注，希望把那些真正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吸引过来进行深度交流，我们会建构一个对话的平台和语境。”张坚表示，利用这个资源，学院不仅可以促进年轻人的课题研究，也可以承袭学术传统，使这样的学术遗产发扬光大，后继有人。“所以这样的事情本身就不是大众普及性的公共教育活动，而是一个沙龙式的学术研讨活动。”

　　除国美外，这几年，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大学等也已经重视起对欧美艺术史学者藏书及著作的收藏和整理工作，而不是简单的买一些画册，开始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收藏传统，“这样很好，大家一起来做，研究环境和条件会好起来。”张坚对此很乐观。

　　如央美自2011年郑西野先生赠书之后，2012年美国著名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家和研究者Renee Beningson女士也将其生前所珍藏的大量专业图书资料无偿捐献给人文学院图书馆。

　　热：系列讲座的火热与风雅

　　林语堂先生曾言：“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这说明了图书馆藏书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而相对这种“静止”的方式，与学者们相关的讲座则是另外一种“活的”影响方式。对此，张坚认为：“讲座请了很多学者来讲当下的一些活动，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是有传承的，我们可以从当下活的学术讲座中感悟传统的学术精神，延续拓展新的发现，而通过藏书，又可以了解最初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两者是互补的，当下的研究方向和对象有改变，但基础的学术理念可以在这些藏书里找到，这就是一个学术史的脉络，这也使他们研究目标的走向有正确的参照。”

2015年第四届“贡布里希纪念讲座”现场

　　1997年，中国美术学院举行第一届潘天寿讲座，高居翰作为首任教授，在杭州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讲座。据高士明的回忆：“讲座盛况空前，为了维持秩序，组织者提前发了听课证，以免过分拥挤，现场居然发现有学生为了进入现场做了假的听课证。又因为听众过多，主办方不得不将讲座设为前后两场，一场讲座高居翰讲两次，幻灯片打两遍，然后分别提问与答辩。”那年，高居翰以“中国艺术史中的诗意画传统”为题做的讲演，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学术影响。而高士明更是提到：“他展开问题的方式，和研究中国画的视角让我和同学大开眼界。”

　　2011年，“贡布里希纪念讲座”设立，首讲特别邀请了伦敦大学瓦尔堡学院院长和古典传统史教授查尔斯・霍普，主讲了有关文艺复兴与艺术史研究的专题：“乔尔乔内与欧洲艺术史的发展”。至此，中国美术学院以“潘天寿纪念讲座”和“贡布里希纪念讲座”，确立一中一西、中西互动的研究格局。

　　除了持续的主题讲座，国美史论系每年新生开学时也会请范景中老师讲一讲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这场原本只是系部大一学生的局部小会，但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社会人士前来，将不大的南山校区学术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事者将讲座录音整理发到网上，成为热门下载资源。

　　2015年，已经第四届的“贡布里希纪念讲座”依旧火热，虽然主题是晦涩难懂的“神经艺术史学”，主讲人又使用英语演讲，即使有翻译，但冷门的专业术语和没有太多辨识度的PPT图片让很多观众现场打起了瞌睡。但是他们依然早早就赶到现场占位，并在下场依然早早来到并再次瞌睡至结束才离开。

　　十几年前，范景中教授曾在复旦大学讲演，题目是《附庸风雅与艺术欣赏》，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附庸风雅的作用：雷诺兹把哈里斯的这个办法介绍给他的听众。他说，你现在假装看出来，直到有一天你确实喜欢上这幅画，而当喜欢真正来临的时候，虚构的东西最终变成了现实。

　　或许，艺术史大师们便因为“存在”而具有了应有的价值。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