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像茶也像酒。茶的思绪会在悠然、平和间将某种理念渗入你的骨髓；酒则直接由口抵心，其魅力、其力量是在你可查、可感的过程中击倒你。茶与酒发挥作用的方式大相径庭，性格更是南辕北辙，无论婉约还是豪放，其产生的作用却同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也恰是中国艺术的某些特点，甚至是茶酒精神的结合体。

　　在茶酒之间，卢沉先生于我的揣摩中是近茶的，在很多人的回忆里，他内敛、善思、克制，属于偏理性的艺术家。然而，他何以在晚年画了这许多直抒胸臆、笔锋尽现的独酌、对饮、醉归题材的作品？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它应是我们了解这位20世纪后叶重要的中国画家创造历程的一条通路。

　　《对饮图》、《醉归图》之类是中国画的传统母题，为什么要画“酒醉”之状？恐怕是酒与性灵与艺术之间某种状态上的契合。酒是催化剂可以变城府为单纯、变抑郁为爽朗，常是人心底所求。因此，不仅古人就是到了近现代齐白石、李可染无不钟情于此反复为之，但从未有人如卢沉先生画了如此多有关饮酒的内容。当然，其量之多，可理解为需求之故。这一题材为人所喜爱，自然求画的人就多了，画的数量自然也就多了。刘曦林先生认为卢先生画出真意才是前提：“人家认为他画得好才来要，所以进入了这种主客双方会应的往复不已的生产之中。”但求其背后的原因，于1988年的一个跋中道出了原委：“余性喜酒而不善饮，易醉，从笑容可掬状如天真小儿。自病后医嘱忌酒忽忽二十余年。如此等妙境，难再得矣。”可见，卢先生是以画当酒，在其中求两样东西：其一是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其二是求如仙般的飘然之境。这两样皆与古人的诗心相契，因此他所绘内容从李白、白居易到苏东坡，而笔者认为卢沉先生与酒相处的状态上与苏东坡更近，也画的更多。他认为东坡先生虽不能饮而深谙酒中之妙。他甚至反复题写：“遇饮酒时，须饮酒，不过不必贪杯。既遇何辞一醉。东坡云酒能乱性，佛家忌之；酒能养性，仙家爱之。吾于无酒时作佛，于有酒时成仙”。随后评论道：“天下酒徒听此妙语定拍手称快。”这恐怕是一种心心相映的共鸣，惺惺相惜的快感。

　　佛的理性与仙的感性恰恰是卢沉先生艺术的两面。他认为创新要在反复研究与反复实验的基础上，他曾强调将构成概念引入中国画创作，甚至在中央美院国画系开相关课程，这是他理性的战略性的选择。而画这些颇具文学性的散发着酒香的图像，我感到是他结构性的放松。无论《太白醉酒图》、《孔稚珪独酌图》、《白居易诗意》、《刘伶醉酒》还是《东坡先生醉酒图》。不过是在画中求一醉，所画的那些醉酒之人，恐怕就是在画他自己的心境。卢沉先生这两方面没有太多交集的创作，仿佛在理性与感性两极中寻找着“中庸”，寻找着艺术之路的平衡。但对于这批水墨人物，卢沉先生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94年，新加坡出版的《卢沉水墨人物画集》的最后，卢沉先生这样写道：

　　“我把这本画册看作是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某一部分的小结，它只能表明我的过去。并不代表我今后的追求方向。我梦想逐步形成一种非程序化的自由表现的艺术风格，现在还在寻找这个感情的归宿。未来对我来讲，仍是个未知数。”

　　可见当时他对将文人画的母题与笔墨的再探索与再追求并未视为他的终极目标，他甚至对学习传统有更直接了当的态度：“伟大的传统值得自豪，可以赞美，可以欣赏，可以子孙永葆，但不能代替创造”。“学习就是继承，但不能说学习是为了继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作为一个节点，卢沉先生最后十年的作品恰恰畅游于传统之中，而且在这批从题材到画法并无大变革的作品里，笔墨日趋酣畅，毫无纠结羁绊之处，成为他后期作品的主体貌。我想他在骨子里也不曾想变，这是一块他耕熟了的田地，这些作品是从这块田里长出来的。生成什么样都是恰当的，是他感性之手的放松之作。因为，他对此方面的创作没有过多的要求，反倒自然天成，已近醇香。如崔子范先生所题：“如痴如醉，卢沉贤弟人物画很有情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情趣盎然非一般意义上的幽默，而是在以幽默抒发、平复胸中的压抑。因为他晚年，至少有三痛，疾病之痛、丧妻之痛、艺术探索之痛。他希望自己的艺术有更高的境界，甚至站在东西方之上，他在理性上是有此包袱的。所遗憾的是在他准备再起步时，病痛未能让他完成夙愿。在他叹息妻子周思聪的早逝时，自己也未能迈过古稀之年。

　　此处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卢沉先生在通过这些尺幅不大的作品进行着笔墨的锤炼与探索。首先，那些勾勒人物的线条有很强的书写性。只是线条编织的不是文字而是人物罢了。田黎明先生称卢先生的书法：“沉稳厚重、遒劲刚健”用在此处亦然恰当。不仅是用线的问题，在一幅《对酒图》的跋中，卢沉先生更有如此陈述：“略施水墨渗物小技，趁湿勾勒，似宜稍干为之，以免慢患不清，唯题字隶草相间，尚能不拘一格，聊抒胸中郁气。”用笔、用墨、题字，这些具体的研究与创造，在卢沉是他的实验，而在20年后的今天此方法已成为很多人物画家的范式了。再有，他曾题写：“如霍去病墓石雕，如张大娘剪纸。随石雕形，岁剪生物，未画之先，胸无成竹，挥毫之时，心无定则，任意驰骋，妙笔生发。如无随机应变之才，难成此图。”此处的重点在于作画时的“生发”与“因势而为”，这些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功夫，恰是中国绘画的理念与创作时的妙处。不仅如此，卢先生也希望在古人的藩篱中再打深井，“摹梁楷以意为之，虽荒率不足观，其法可行。何必亦步亦趋。心中有我，改头画面，为我所用，自无拘泥局促之态。一遍不成两遍三遍，假以时日自能脱胎换骨，形成新风。”的确，卢先生希望通过在放松的状态下反复磨练，求超越梁楷之境，望达到“脱胎换骨，形成新风”的状态。他表明要“朝自由、偶发、即兴、随意的领域猛进。”卢沉先生在理性地控制着突进、放松，当代、传统，以及他生命的节奏。总体看来卢先生的艺术创作是严肃甚至是严谨的。这与他同是艺术家的妻子周思聪不同，如果说周先生像水，艺术之于她是一条自然流淌的河；卢先生则像山，他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被建构过的结果。因此，这种在理性框架下的感性，可视为前文所提到的茶酒之趣，画的是酒，却散发着缕缕茶香。

　　最后，我想引卢沉先生在画中题过的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头一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以及末一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画的《醉酒图》恰是在借画醉而弄“扁舟”的倾情之作。对于酒以及那份艺术的仙境，又如苏东坡所言“不遇不必贪杯，既遇何辞一醉”。

作者：吴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