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玮（本刊【热点述评】栏目主持，以下简称孟）：吕院长，《美术观察》近期策划了一个选题“践行之路——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建构”，主要是想探讨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展开、落实当代美术评价体系的建设工作，特别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评价实践活动在美术评价体系构建中的作用的？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以下简称吕）：评价实践活动是建构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途径。在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建构中，体现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评价标准的确立尤为重要，它是当代美术价值评价的基本依据，也是价值评价正确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价值评价是主观性很强的人类精神活动，只有在判断价值的实践中才能表达一定的价值取向。一定的社会化评价标准形成于评价实践，只有通过评价实践人们才能基于艺术实践规律性的总结和揭示而达成作为评价标准的普遍认识，才能辨析、权衡与判断评价标准本身的切实性和合理性；也只有在充分展开的评价实践中，价值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目标诉求才会被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并因此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形成共识。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定的社会化价值标准以及制度、方法及主体等各个环节，也需要在判断价值的评价实践中检验其切实性和合理性，并积极应对价值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今天，面对国际间的多元文化激荡、文化殖民的霸权渗透、话语权的市场化嬗变和价值阐释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等现实问题，构建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首要工作就是在美术领域大力开展披沙拣金的评价实践。在展开的评价实践活动中，只有当美术批评能够最大程度地把握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和谐关系，并呈现立场鲜明、取向明确、义理清晰、语汇统一等特征时，才显示出一种社会化评价标准的实践性存在。

　　孟：这种评价实践势必会涉及很多复杂层面，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如何展开呢？

　　吕：构建美术评价体系不能靠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或行政手段来实现。评价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一方面要通过率真的批评话语，就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公共价值、价值构成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以期在不断深入的对话与交流中谋求学理层面的共识；一方面要采取符合文化运作规律的各种操作手段，譬如通过举办表演、展览、竞赛、评选、提名和颁奖等活动积极地加以倡导或引导，或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舆论宣传明确地表达和呈现社会化价值取向。在市场化时代，我们更需要利用市场方式在美术领域，包括创作和欣赏、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并强化符合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民族利益的引导机制、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就学理层面而言，现实中我们要通过对既有的艺术实践或创作成果进行分析评价，将其中合乎艺术自身规律、合乎主流价值取向、合乎社会理想追求的要素清晰地加以辨析并明确地提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即如常说的“审美趣味无争辩”，作为审美活动的艺术实践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像自然科学可有绝对客观的标准。这就特别需要大家通过批评对话的方式，充分地表达和交流各自的认识，在各方意见充分呈现的基础上再行沟通磨合，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艺术还有植根于文化土壤的传统和习惯，它深深地影响着当下的审美认知。通过批评对话可以触及特定人群、特定社会的历史经验，可以深入艺术实践的文化语境或传统文脉，以至可以使得渗透人们精神世界的普遍性审美理想、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充分地呈现出来,而不是任由个人发想或仅凭一己之见。在我看来，评价实践的展开，首先是力求意见的“充分呈现”，这是建设美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社会基础。

　　然而，美术评价标准的建设并不仅仅是单纯个人意见的集约，它还需要在“充分呈现”的基础上再行提炼和集中。这种提炼和集中的工作势必涉及艺术学科内部的艰深基础理论耕耘，需要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有对艺术的历史和逻辑的清晰认识，这是一种反思性的评价实践。同时，还要对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的时代精神以及发展趋势和理想诉求有深刻的把握，这是一种前瞻性或指向性的评价实践。基于这种“瞻前顾后”的思想交流和磨砺，才可能形成统领性的艺术认识，而这种统领性的认识也就构成评价标准的支撑。实际中，评价标准的寻求和确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为此，今天迫切需要一支有文化自觉意识、历史使命感和开拓进取精神，勇于担当社会责任、道义和理想追求，同时具有良好人格修养、学术素养和更高自我要求的批评家队伍。也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鼓励批评实践，为批评家创造开展批评实践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同时也通过支持学术媒体为批评实践提供学术平台和理论阵地。还应加强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素质培养，以形成舆论宣传上的良好氛围和引领合力。

　　孟：在谈话中，您反复提到并强调“评价标准”，那么在寻求和确立评价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标准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明确清晰的把握呢？

　　吕：这个问题我还无力回答，如果我这会清楚了，恐怕大家早已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考虑，即先行思考解决标准问题势必涉及的一些方面。

　　在我看来，要想明确清晰地把握一种“评价标准”，应该直面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确立提出一种“评价标准”的“文化立场”，这是回避不了的前提问题，因为不同的文化立场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长期以来，我们据以认识和评判世界的规则、逻辑、准则、价值观以及把握艺术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大体已被西方学术的义理结构和解释系统所统摄。不清除西方中心主义的雾霾，不摆脱“西方艺术殖民”状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觉，也不可能做出符合民族文化利益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其次，我们需要明确艺术的根本价值取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实践导向。在此，如何切实地把握当代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市场化环境中的“人民”这个主体，以及这个主体的包括文化向度和社会向度的具体价值诉求，是关系艺术根本价值取向的关键问题。再则，我们需要解决艺术领域的“公共价值”认识问题，即何为“艺术的公共性”？公共价值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高尚艺术、主流艺术的价值核心，是把握评价标准必须考虑的。我以为，艺术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精神实质或价值取向的一元性，“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这种一元性的表述，它意味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样化艺术形态始终是社会道义的载体，承载着整合社会、敦睦人际、关怀生命的公共价值。还有，我们需要辨证地把握艺术及艺术实践的宏观价值结构。也就是说，健康的艺术及艺术实践应该兼含“出世”和“入世”的诉求，保持“超越现实”和“贴近现实”的平衡，以辨证的价值结构形成个性张扬和共性感召相得益彰的良性生态格局。再还有，我们需要对美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规律性及本体特征展开充分而深入的研究，形成和建立体现艺术规律、指涉艺术本体性的技术规范。艺术不等于技术，却不能脱离技术。它是实现艺术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艺术活动区别于非艺术活动，艺术家区别于非艺术家的必要条件。

　　上述问题，在《美术观察》2008年第10期所刊《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我有稍详的论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孟：这里您进一步提示了寻求和确立评价标准的路径或着眼点，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您认为难点主要体现在哪里？

　　吕：难点还是共识，如今形成共识尤为艰难。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张扬“反传统”，这一方面扯断了自己千年延续的中华传统文脉，一方面滋长了反对一切道统、抵制一切建设性取向的叛逆心理或乖戾性情。基于这样的社会心态、社会氛围，这年头破坏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多元化”的思想作风大行天下，唱反调、发牢骚、拆台、诋毁、起哄、看热闹的反倒比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打桩砌墙的更有人气，“艺术革命”的风头总是压倒“艺术建设”，“讲中心”、“讲文化”、“讲中国”的也总是不如“去中心”、“去文化”、“去中国”的更赚眼球和彩头。如此情境世风之中，要想求得共识和认同，何其艰难！再说，现在一切都趋向市场化，谁控制了资本谁就把握了艺术，谁有卖价谁就是艺术名家，求同的努力何抵金钱诱惑的冲击？！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以致“怎样都行”的境遇中，寻求共识，建构评价体系，别说去做，即便说一说，也是不那么受待见的。

　　但是，我们能够就此放弃吗？当然不能。如果我们的艺术家还要讲艺术，还要在艺术的旗帜下谋事营生，就必须把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艺术”来讲个清楚，就必须耐着性子耐住劳怨来做打桩砌墙的活，寻求共识，建设可以认证自己身为艺术家的“资质”和“能耐”以至不被当作其他业者看待的艺术评价体系。因为这是可以让艺术家以艺术安身立命的文化约定！否则，谁都说不清楚艺术到底是个什么，谁都可以说自己是艺术家且水平一流，谁都可以拿一沓钞票到拍卖行顶出自己的艺术标高，那么，这样的“艺术”也就真的可以罢了了。

　　孟：这次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中国青年艺术家提名奖”评选活动，是希望通过具体的评价实践活动来推动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构建工作吗？

　　吕：是的，有这样的考虑，希望做些建设性的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直高度重视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关系，这已是我院的一种学术传统。新世纪以来，在王文章院长的领导下，中国艺术研究院不断开拓进取，逐渐形成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宏观地来看，这种格局本身就体现了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的密切关系，并且把这种密切关系切实地转化成机构建制、人才结构和工作职能，“内在”地规约了彼此间的关系，强调学术研究对艺术创作、艺术人才培养的关注和介入。“三位一体”格局为我院开展艺术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优越的主体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有着三方面的人才以及相应的经验和视野。通过设立制度化的奖项，开展相关评选活动，是我院出击当代美术评价体系建设，开展艺术评价实践的切实举措，从2011年的“中华艺文奖”评选到2012年度的“中国青年艺术家提名奖”评选，都有着这样的战略考虑。

　　“中国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的创立和评选活动是在王文章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即如他在提名奖画册序言中谈到的，目的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积极推动当代艺术评价体系建设，大力彰显主流价值取向，以推举优秀艺术人才，树立青年艺术创作表率的方式，激发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营造艺术民主和百花齐放的良好文化氛围，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健康繁荣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具体的评选活动来开展评价实践，从青年艺术家中发现人才，认真地关注、分析和解读他们的艺术实践及具体作品，把他们的艺术创作经验放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取向性高度加以把握，努力通过树立表率的方式，探索性地提出关于美术评价标准的一种具体思考甚或具体指认。

　　孟：从这次“中国青年艺术家提名奖”评选活动中，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有益的经验？

　　吕：或许一时还谈不上经验，还有待认真地总结。就个人认识而言，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强调评议的运作方式。这次的评选活动，我们没有采取惯常所用的那种投票方式。票决固然便于操作，可以避免无休止的争议，但是个人表达在选票里的具体意见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呈现，更没有得到广泛交流。为了让提名委员会的每个人，包括学术顾问和委员，都能够充分地表达意见，我们按专业组先行开展候选人的提名。由分组召集人在会前和学术顾问及委员充分地交换意见，提出提名奖候选人。然后，小组向委员会提交候选人名单及基本意见，再由分组召集人代表各专业组参加集中进行的终审评议。也就是说，提名奖获得者是被评议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票决。在此过程中，大家的意见得到明确的表达和清晰的呈现。二是立足艺术自身性的考察。这次评选注重艺术创作自身的一些要求，考究基于不同材料门类的艺术语言的特定性和纯粹性，考究艺术家掌握这种语言的深度和娴熟程度，考究艺术家所事专业的执著性和持续性，还强调有足够数量的作品。通过这些要求，可以比较充分地把握艺术家的功底水准、创作状态及艺术成就。三是强调艺术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这次大家所关注所推举的人选，创作上都呈现着明朗、达观、向善的精神面貌，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作品多给人以希望感，很阳光，品格端庄刚健。四是兼重继承和创新。这次获选的艺术家都尊重传统，重视通过传统路径的艺术修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艺术功力，同时又有契合个人精神气质的新颖而鲜明的风格个性。对于以上方面，这次评选通过制度章程和操作方式的设计，一开始就有所考虑。

　　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得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无条件捐资支持的这次评选活动，像“中华艺文奖”一样，显示了有高尚理想述求的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对艺术评价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作用力。

　　孟：我们今天提出构建美术评价体系是基于迫切的现实需要，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意味着一种当代的使命担当。您如何理解当代美术评价体系中的“当代”一词？

　　吕：一方面，“当代”是一个时间性概念，是“当前的角度”，是评价实践永远的立足点和时间状态。所有艺术评价活动总是“当下”的实践，总是面对当前的问题和相关的历史问题，而评判的做出也必然体现评价主体的当下价值态度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个“当代”还叠合另一层意涵，是一个涉及文化变迁问题的文化学概念。我们知道，今天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生态，已不具有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单纯性，其间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尤其是，以西方文化为底蕴的“现代化”持续地荡涤着本土文化传统。就文化传承而言，如今的状态已和原先那种未受剧烈文化冲击以至相对安稳平和、有条不紊地遵循自身规律的文化演进大不一样。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建设已不可能简单地直接地接续中国古典经验，而需要直面异质文化移入的严峻现实，需要考虑那些已然交融于当下现实生活并已然成为我们自觉选择的一些新的因素。这种意义上的“当代”，势必会接纳一些随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改变而改变的东西，以至于相对中国古典经验，它会呈现或扩展或敛缩、或增进或削弱的变化性。认真处理叠合于“当代”的文化复杂性，是造成构建当代美术评价体系艰难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语境中，“当代”还有一层特别的历史学含义。它以改革开放前的十七年为参照，提示着与那个时代的艺术评价体系的划断性。这其中，除了接纳外来文化的向度从苏俄体系转向西欧北美体系外，还涉及到新历史时期中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调整。

　　总之，“当代”概念提示了当下历史情境中构建美术评价体系的艰巨性。在错综复杂的文化构成关系中，需要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新文化、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间的文化形态进行辨析、梳理和选择。当代科技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包括材料、工具和手段等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带动了艺术形态的变化，这也需要由“当代”加以考虑。

　　孟：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代”的意涵不仅指涉当前文化认识方面的复杂性，还指涉当下艺术形态巨大变化所造成的“艺术理解”方面的困难性？

　　吕：是这样。譬如对美术，原先有一种出于“艺术生产”角度的理解，视之为“图像生产”。然而，由于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复制技术的发展，“图像”的生产不仅速度极快、产能极高，而且模拟能力极强，强到几乎能够以假乱真。如果我们依然把美术理解为“图像生产”的话，那么手工绘画和雕刻也就没有再存在的理由了。这种情况，适合全部的“手工”艺术形态。还有，美术原本可根据材料做清晰的门类划分，但这些年来“跨界”情况日益普遍，许多艺术家尤其设计艺术家都已超出既有范畴或领域，涉及材料、手段及形式的多元综合，打破原先的界线，以致难以指认门类了。这其中以归做“科学艺术”的“新媒体艺术”最为突出，它综合视频、声音和文字的超级文本，既可以链接到其他文本之中，也可以由多种路径进入。由于这种连结性特征，加上与人的即时互动以及在互联网上瞬息万里的传播，“新媒体艺术”透着难以定型的开放性。最关键的是，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境像虚拟性、交流互动性、感知沉浸性和传播广泛性，该如何进行“艺术理解”或将这一切纳入到“艺术理解”之中？

　　总之，问题多多，难度大大，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前行。

（录音整理：胡立辉，经吕品田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