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各种当代艺术展中，上上美术馆以《水墨社会》为题开展是第一次，因其为第一次，其标志性的意义就不容忽视，至少，以水墨介入社会将使延续了上千年的艺术语言具有了当代性的新起点。从水墨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我认为可以有一个三段式的划分：第一阶段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水墨来自文人修身养性的笔墨游戏，与西方绘画的发展不同，中国的传统水墨有着极为特殊的文化和官场背景，古时的士大夫们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当体验到官场争斗的黑暗，他们会回过头来寄情于诗画，抚慰受伤的心灵。从唐宋到明清的这一阶段，水墨是道家超脱与儒家的入世相辅相成的独特产物，也是文人回避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初的民国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传统水墨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走向了现代形式构成的实验，成为中国版的抽表艺术。五四以后的艺术家，像林风眠、吴冠中等，包括八五新潮的年轻一代，都致力于让水墨的本土语言与现代性接轨。而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我们似乎正迎来第三个阶段，如果继续用中国的传统绘画语言来表达当下的生存体验和看法时，我们多少会觉得水墨并非强有力的介入工具。但通过这个展览，我们看到不少艺术家的介入方式已经突破了水墨的固有观念，有些作品确实在语言、材料上偏离了传统的水墨语言。我很惊讶李广明的推土机成为展览的主题性作品，包括李铁军的装置等都已经绕开了人们对水墨的既有观念。因此我认为水墨介入社会不仅需要题材的突破，还应该包括自身材料和表达语言的突破。可以归纳为：第一，工具性突破，水墨不再仅仅是二维的平面延展，它还可以成为三维空间的装置;第二，艺术家不再满足于传统文人内敛式的精神体验，而是一种有所指涉的现实性介入，艺术家介入的是社会性问题，而并不特别在意观众或专家们对水墨本体语言的评价，这里重要的是艺术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看法，也是一种个体生命在公共场域表态发言的基本权利。

　　由此我隐约感到我们正在迎来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的基本特征已经显现：艺术介入社会而非表现社会。新的问题在于，如果仍用柔性的笔墨言说，无疑更像一种呻吟，一声哀叹，中国人的当代性不能停留在以柔克刚的传统智慧上，我们需要力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正、反、合三个阶段，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从圆明园画家村产生的前卫艺术与官方的宏大叙事艺术属于正反两个对立的阶段。而今天的上上美术馆所举办的《水墨社会》展似乎也在尝试着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找一条有容乃大的路径。今天在用水墨说话表态的艺术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人了，例如我喜欢的一位西方艺术家杜马斯，其作品多以水墨来表现艺术家对当下的人，对个体生命的一种人文关怀和理解，非常具有震撼力。在介入社会的层面上，水墨既是我们表述自身观念的一个工具，也是艺术家个体在特定场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就水墨而论水墨，那么就如吴冠中所言笔墨最终等于零。只有打破原有的封闭系统，结束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的文人历史，才能在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进行对话交流。因此我所感兴趣的话题是艺术家如何介入社会?艺术家理应是当代知识分子，而非画匠，水墨只是一种话语方式，以一种艺术家自由选择的介入方式。我们不应在水墨绘画的“语法”上过分挑剔，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应该是非常多样化的。

　　总之，我认为《水墨社会》展的标志性亦即在呼唤艺术介入社会，水墨的当代性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来进一步梳理。当代艺术在本质上是以批判和反思为动力的现实主义艺术，这里不需要矫饰或矫情，要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话语魅力。这种实验一旦开始就没有终结，我以为水墨的原生文化特性将被改变，它不再是收敛的，内省的，而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从内向外发散的张力和冲击力，成为具有表现性的语言，与西方当代艺术一样，我们将由此分享一个开放的话语权力。

　　2009-11-11

作者：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