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年画《二甲传胪》 

天津杨柳青镇背枕子牙、大清两河，南有运河交绕，水路交通发达，素有“小江南”之称，也是与朱仙镇、杨家埠、桃花坞并称的四大年画产地之一。在晚清民国的文献中对杨柳青年画的俗称叫“卫抹子”，这原本有些“贬义”的说法来源于年画制作中的“粗工”。道光四年（1824年）清人崔旭在其所做《津门百咏》中有过对杨柳青年画的描述：“画片如云雕板成，红黄图抹不知名。亦同射利时文稿，粗其形骸便印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精雕细作，点染皆精的“细工”。民间有“廉增、美丽，廉增丽；健隆、惠隆，健惠隆。”的童谣。说的便是以戴莲增和齐健隆两家画店闻名的年画。彼时，在杨柳青镇最鼎盛的时期曾有爱竹斋、松竹斋、荣昌号、李盛兴、华茂号等等十几家较为著名的画店，形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场景。清华艺博所藏此幅是为典型的杨柳青年画中的“细工”，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也得南宋院体画的笔法风韵，勾染、设色颇为讲究。这一类型的年画以娃娃形象最为著名，大多童颜佛身，粉面垂髫，藕肢圆润，或通身着红色肚兜蔽体，颇有吉祥富足等美好的寓意。同时也经常采用图像和谐音并峙的方式表达，如“吉（戟）庆（磬）有余”“连（莲）生贵子”“二甲传胪（芦）”等等，富有民间美术的喜庆与美感。

光绪年间，著名的前海派画家钱慧安应齐健隆与爱竹斋两家画店之邀来到天津杨柳青进行年画的粉本创作。在尊重年画原有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将自身的艺术风格融入到年画中来，突破了原本的“红黄图抹不知名”，转而为一种淡雅清丽的画风，同时将文人画的传统运用其中。图为钱慧安所创制的年画《访友》，人物的开脸、设色、衣褶的笔法处理等皆不同于传统的年画形式，而更加接近《芥子园画谱》中归纳的人物画范式。年画其上又有明代魏学洢的《田父述·其三》：“槿下犬迎吠，遥识南村友。殷勤乳下孙，先我乱趋走。久别勿言去，恰熟新酿酒。解篱撷园葵，携壶向高柳。前宿君家时，共醉值邻叟。兹翁故矍铄，日来安好否。”又，“己丑龙华会日仿新罗山人本清溪樵子钱慧安并记于双管楼中。”下钤“吉生”印。俨然将文人画的传统成功注入到了年画的创作中。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钱慧安所绘《蒲觞邀福图》是其绘的一幅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作品。众所周知，钱慧安所承袭的人物绘画风格，带有明显的“改费”之风。简言之，以改琦和费丹旭为代表的“改费”派，是承袭了明代吴门画派的唐（寅）、仇（英）对于人物绘画的风貌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由于改、费等人及其后学大多活动于松江地区，故而，其绘画风格直接影响了一些清末民初的“海派”画家的人物画创作，而钱慧安就是“改费”人物画风格的传承者。画面中的钟馗小妹“开脸”颇具“改派”特征。同样的鹅蛋脸、罥烟眉、细目低垂，樱桃小嘴，十指纤纤为钟馗“加冠（官）”；画中的童子稚气未脱侧身“进爵”。含有“加官进爵”之意。整幅画面也带有满满的吉祥寓意，如：洪（红）福（蝠）齐天、福在（蝠）眼前、太平有象、喜从天降、梦笔生花等等不一而足。不同之处在于，钱慧安对于人物面部处理上除了保留下来“改费”人物画的特征之外，增加了立体的晕染效果，衣纹和画面其它配景的线条增加了“渴笔”的顿挫之感，增强了画面的张力和节奏感。值得一提的是，正当钱慧安的人物画炉火纯青之际，他离开上海“北上”来到天津杨柳青，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参与了大量的年画题材的绘画创作。记载中，钱慧安曾为爱竹斋画店绘制百种画样，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钟馗嫁妹》《麻姑献寿》《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等题材的绘画，并制成印版，其中一些流传至今。由于民间年画的题材又大多是吉祥喜庆、才子佳人、喜闻乐见的故事，所以坐拥着更加广泛的受众。此外，在清末民初之际，以任伯年为代表的“海派”人物画实际上沿袭的是以晚明陈洪绶为代表的“变形主义”，在“任派”的异军突起之下，钱慧安的“北上”实际上是将“改费”的余续传播到了长江以北并且发展壮大了起来。借京津之地将“改费”的绘画风格“还魂”。

杨柳青年画除却拥有工致清丽的画工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注入着新鲜的元素，如同其依傍的大运河一样广收博取，融汇南北。年画在艺术风格上不同于绘画的是它始终隶属于民间美术，其自带的属性决定了其服务的对象便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鲜妍的色彩、喜庆吉祥的寓意是依靠最直接的图式进行传达的。“连（莲）年（鲶）有余（鱼）”多吉庆，“二甲传胪（芦）”报录来，老百姓口耳相传，目见所及的都是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唐人孟郊在其诗《登科后》中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刘禹锡亦有“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等诗句中均描绘登科及第之后的自豪与畅快。无论士夫公卿还是市井俗夫，文人的雅趣与年画的世俗意味，将人性中对于美好的向往与追求契合到了一起。

在这个炎热的代表了收获的七月时节，谨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此幅《二甲传胪》之年画，预祝各位考生一举夺魁，二甲传胪，连中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