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上舟在工作室

　　他被戏言为“华大校园里最土的一个人”，而他的作品却被来自“艺术之都”巴黎的专家们誉为“呈现出艺术的全新面貌”的前卫作品。在整个画界都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艺术图像和浓墨渲染的艺术色彩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却在不断摸索用更加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的单纯美感。在整个艺术界不景气，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结合日益紧密的环境下，他却在极力摆脱商业价值的羁绊。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将就此稳定在某一种风格的时候，他却已经在改变着风格，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他会做些什么，包括他自己。

　　人物简介

　　苏上舟，1972年生于南安康美。199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2002年参加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现为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1995年在福州举办名为《大机器》的个展，2004年在泉州举办名为《荷殇》的个展，2007年参与在北京举办的名为《中国病人》的绘画联展。2009年携作品《树》参加法国巴黎“艺术财富”沙龙，获得法国国家泰勒基金会授予的“2009法国沙龙杰出艺术家奖”。成为继黄永碌、蔡国强之后又一受到国际关注的泉籍艺术家。

　　见过苏上舟的人，都说他根本不像个艺术家。据说，在他获奖的消息在学校传开后，甚至有学生对前来艺术系打听的人说他“就是学校里最土的那一个”。对于这些评论，苏上舟非常不以为然，他说自己的衣服都非常“正经”，“没有一件奇装异服，衣橱里都是最普通的T恤、牛仔裤和休闲西装”，从没留过“所谓的艺术家的长头发和大胡子”。但“那又怎样？外表都是表象，人也像艺术品一样，要看就要看到内在，我本来就是个艺术家，干吗要像？”

　　在北京和泉州，苏上舟各有一个工作室，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个“窝”在工作室中疯狂工作的“宅男”。闲暇的时候，他会把四岁的儿子架在脖子上，神气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儿子说最喜欢的是爸爸，但是，爸爸会在他睡觉的时候硬翻开他的眼睛说“儿子起来玩吧”，有点坏。

　　虽然生活中的他是个“嬉皮笑脸的人”，但面对艺术，他说自己是“严肃甚至虔诚的”，喜欢读“老庄”的苏上舟在一幅作品旁写道“心里有些话，想说出来不是为了告诉你，也许是为了告诉我自己”，这样诗性甚至带着几分禅意的文字在他的作品旁白和论文中俯拾皆是，他说，每个人面对艺术作品都会在内心做出不同的解读，然而，所有艺术作品最终的指向，应该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关怀、直入灵魂的深处。

　　一般说来，每个艺术家都有既定的风格，而对于苏上舟来说，他的风格就是变化，无论哪个时期，他的作品几乎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变的跨度往往都大得出人意料。他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带有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当大家都觉得他会一直“愤青”下去的时候，他却突然沉静下来，开始了《荷》系列的创作，当《荷》系列获得巨大成功且带来丰厚收益的时候，他又放下画笔端起了相机，创作了《金鱼城市》，拍摄金鱼在冷冻库中逐渐冰冻而死的凄绝画面。就当大家还在对他令人措手不及的快速转变感到发懵时，他又“盯上了宣纸”，开始用撕碎宣纸后重新拼贴的方式“作画”。在最新一次个展的序言中，苏上舟写道“悬置了笔墨，宣纸的可能性才展现出来，这样诠释‘笔墨等于零’，消解了旧文人的笔墨趣味，实现了笔墨所要达到而始终未能达到的境界”，而接下来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无人知晓，甚至是他自己。

　　从繁复到极简，从批判到淡定、从现实到抽象，苏上舟似乎总是在寻找，寻找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呈现更纷繁隽永的内涵，苏上舟说，“这也许就是做一个艺术家的幸福，有一个渠道，去追求和表现内心深处的，那么一点东西。”

　　【对话苏上舟】

　　《大机器》

　　是大三时的作品

　　记者：你早期的创作，比如1995年做《大机器》这个个展时的作品都是比较具有批判性的，当时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风格？

　　苏：《大机器》是我大三时的作品，那时候，整个中国看起来就像个大工地，建设热潮背后，是满目疮痍的土地。而我作品中描绘的那些废旧的、被丢弃的机器正好见证了人们对城市的破坏。当时，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唤起人们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城建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年青一代对未来的迷茫和无助感等等问题的关注。

　　我敬重艺术家，

　　看不起艺术“痞子”

　　记者：2005年，你在泉州文化宫做了一次名为《荷殇》的个展，好评如潮，部分作品还被台湾艺术基金会收藏。应该说，那时你已经小有所成，为什么还要转变风格？

　　苏：我创作《荷殇》其实有点借物言志的味道，因为在那年，我觉得到了一个创作的瓶颈期，意志和状态都有些消沉，于是，就创作了一系列以残荷为主题的作品，以此借喻和鼓励自己。那一次个展确实受到了很多肯定，甚至有人跟我说，只要我在荷花创作上一直走下去，或许会成为“画荷王”，但也许我需要的和别人不一样，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在思想维度上更加深刻的东西。

　　记者：你是主攻油画的，怎么会选择用撕碎宣纸进行重新拼贴来进行创作？

　　苏：这是因为我觉得大众审美似乎已经对图像认知感到不满足，而且图像认知是容易被误读的。以宗教画为例，我们看《耶稣受难》，能让人感到敬畏的是耶稣受难的故事，能引起共鸣的是信仰，而不是图像，但人们在专注图像的时候常常会被图像所迷惑或误导甚至忽略了创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主旨。在叙事性的艺术样式走过2500多年之后，如果在绘画上还沉迷于根本无法与摄影和电影等影像技术相匹敌的图像创作手法，那不是一种无谓的挣扎吗？

　　记者：有人说，这是个艺术家很多，但是艺术却很少的时代，你怎么看？

　　苏：应该说，这是个艺术“痞子”越来越多的时代。我很敬重艺术家，很看不起艺术“痞子”，现在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在创造艺术，而是在生产符号，也就是迎合某一种市场需求的产物，然后不断复制，毫无创新。我不是反对大家有物欲，每个人都有物欲，我也有物欲，我也需要钱来进行创作、维持工作室，但我觉得不应把金钱置于艺术之上。

　　“闽南人的坚韧和闯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

　　记者：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人，闽南文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苏：在创作上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我毕竟生在闽南、长在闽南，现在也工作在闽南，闽南人共有的坚韧和闯劲是深深融入我的血液的。

　　记者：你觉得泉州的艺术生态怎样？

　　苏：泉州的艺术圈很有意思，一方面，从泉州走出去的，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很多。以有着“艺术界奥林匹克”之誉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为例，2006年的展览中，中国馆共邀请8人，6个是福建的，4个是泉州的。另一方面，远离公众视线却在创作上极其活跃的中青年艺术家也不少，这些后备军都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记者：你现在兼具画家和老师两种身份，二者对你各有什么意义？

　　苏：我一毕业就开始了教师的生涯，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个束缚，毕竟在我更加年轻的时候，因为教学的工作，无法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作当中。但是，反过来一想，如果我只是创作，那也许会觉得很闷。现在，我觉得这样不错，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会不时迸发出火花，看到他们做出自己的成绩，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我常对学生说，不要急功近利，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理想并能为之奋斗。一个社会不会因为贫穷而灭亡，但可能会因为丧失理想而灭绝。物质贫穷只是一时，思想贫穷却会让人永不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