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为2003年出土于广州市执信中学的13例明清时期人骨遗存。研究认为，以执信中学组为代表的人群属蒙古大人种，种族成分复杂，脑颅兼具蒙古人种东亚和南亚类型特征。该组人骨除了身高特征与岭南地区古代及现代人群有紧密联系外，其他特征均与周边人群存在差异，具有若干自身特点，如较厚的颅骨壁和纤细的肢骨等。广州长期作为中国主要的河港和海港，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基因交流可能是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陈博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博学刊》2021年第4期

广州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虽处中国南缘，却是研究中国内部、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人群关系的重要区域。1949年以来，随着岭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古人类遗骸陆续被发现，为该地区人类演化及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以往学者多将史前材料作为研究重点，较少关注历史时期的人骨遗存，导致该时期人骨的采集与研究缺乏，以及人种史研究在时间及空间上存在若干空白。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历史时期特别是宋元以后的人骨遗存逐渐被学者关注，研究范围亦有所扩展。

200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东山区执信中学运动场扩建工程，对工程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确认该地为一处西汉至清代墓地（遗址编号为2003DZ），合计发掘清理古墓葬490座，其中西汉墓21座，东汉墓11座，三国至南朝墓17座，隋唐墓36座，宋至清墓405座，人类遗骸仅见于明清墓葬。

为了解这批明清墓葬人骨的个体特征与差异，探讨其所代表群体的体质类型以及该群体与古代人群及现代人群的亲缘关系，本文对所采集的13例明清时期人骨（以下简称“执信中学组”）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一、材料与方法

（一）材料现状

一、材料与方法

岭南地区炎热多雨，土壤偏酸性，人骨难以长期保存，即便存留，保存状况往往欠佳。部分用于完整骨骼的研究方法难以施展，这给该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带来了障碍。执信中学组的人骨保存状况不佳。13例个体中，头骨较完整者仅2例（M83中、M83东），可见颅骨碎片且能局部修复者4例（M61右、M74、M87右、M89左），其余7例仅存若干颅骨碎片或不存。髋骨保存较佳者2例（M74、M102中），其余11例仅存髋骨碎片或不存。肢骨的骨干部及小型长骨保存较好。牙齿86颗，分属7例个体（M61右、M74、M83东、M87右、M102中、M80、M83中）。

（二）研究方法

1.观察测量

除另作说明外，本文有关非测量形态特征的观察标准及项目数据的测量方法，一律依据邵象清编著的《人体测量手册》中的有关指引展开。

关于颅壁厚度值，7例个体依照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的方法测得，5例依照布朗·皮特（Peter Brown）的方法测得。

身高推算方面，对于可测取长骨最大值的，采用莫世泰提出的华南地区男性成年人由长骨长度推算身长的回归方程以及张继宗提出的中国汉族女性由长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推算相应的活体身高；仅存破损长骨的，采用公安部课题组和张继宗提出的方法测算。能使用二元或多元回归方程的，个体身高值取该方程推算值；不能使用的则将各项目测值代入一元方程得出相应值，个体身高值取各所得数值的平均值。

2.性别和年龄判定

在形态特征上，肢骨的性别差异不如头骨和骨盆明显，据此作性别鉴定需要丰富的经验，且男女肢骨在形态特征上存在重叠，因而增加了性别判定的难度。除观察骨骼形态特征外，本文采用肢骨性别多元判别函数对观察结果进行检验；对于破损严重导致无法获取函数所需测值的则通过比较单一测量项目两性均值中点（即临界值）进行判定；保存锁骨或下颌骨的，亦采用相应判别函数对结果进行检验。

执信中学组未见耻骨联合。通过观察长骨特征及牙齿磨耗状况，认定该组均属成年个体。可观察颅骨缝者4例，但据颅骨缝愈合情况和牙齿磨耗程度分别获取的年龄差值较大，且有学者指出，颅骨缝的愈合情况在不同人种、民族以及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部分个体存在颅骨缝提前或推迟愈合的情况，因此本文仅通过观察牙齿磨耗程度判定个体年龄。考虑到饮食结构对牙齿磨耗的影响，南方人的牙齿磨耗程度一般较北方人为轻，基于明清与现代岭南居民饮食结构相似的预设，本文采用莫世泰等提出的分级标准对该组臼齿进行鉴定，采用《人体测量手册》中的分级标准对下颌门齿进行鉴定。

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Statistics和Microsoft Excel进行统计分析。

可供测量的男女个体各2例。为了解各性别组中个体间的差异程度，分别对各性别组中两样本的测值（均值）进行比较，即进行小样本平均数的假设检验——t检验。

运用计算欧氏距离的方法分析该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现代组的种群关系。在计算组间欧氏距离之前，对各组数据进行标准正态变换（Z-Scores）。通过变量的标准化，避免纳入分析的各变量因方差太大致使变异度的差异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据变换后的数据计算各组间的欧氏距离并绘制树状聚类图。

二、结果与讨论

（一）性别和年龄

通过观察个体的形态特征以及对判定结果的检验与分析，认为该组含男性9例，占69.23%；女性4例，占30.77%。部分个体（如M74、M83中）兼具若干异性形态特征。男性具有较为纤细的肢骨，个体“M102中”尤为显著。

可鉴定死亡年龄者7例，采用阶段性年龄分期法对结果进行归纳：4例（2男2女，占57.14%）死亡年龄在24~35岁，属壮年期死亡；2例（占28.57%）超过56岁，属老年期死亡；余下1例（占14.29%）为56岁左右，属中老年期死亡。假如偏高的壮年期死亡率并非小样本量所引起，且该组确属当地居民，排除战死或意外死亡，由此可推断明清时期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偏低，沉重的劳动负荷及较低的医疗水平可能造成了较高的壮年期死亡率。

（二）种族类型

1.个体差异性t检验

选取颅骨最大宽、耳点间宽、枕骨最大宽、颅高、耳上颅高、面宽、颧骨高（右侧）、颅宽高指数、下颌角间宽、颏孔间径、下颌体长、下颌联合高、下颌体高Ⅰ（双侧）、下颌体高Ⅱ（双侧）、下颌体厚Ⅰ（双侧）、下颌体厚Ⅱ（双侧）、下颌支高（左侧）、下颌支宽（左侧）、下颌支最小宽（双侧）、下颌角、下颌支指数（左侧）等26项线性、角度和指数项目，对男性组两个体（M74、M83东）进行检验。在选取显著水平α=0.05之下，检验的结果为：t=0.170，P值为0.866，大于0.05。选取颅骨最大宽、额骨最小宽、枕骨最大宽、额骨矢状弧、顶骨矢状弧、额骨矢状弦、顶骨矢状弦、上面宽、两眶内宽、鼻根点至两眶内宽之矢高、鼻颧角、额宽指数12个项目，对女性组两个体（M83中、M89左）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为：t=0.386，P值为0.703，大于0.05。由此认为，在头骨的线性、角度和指数上，各性别组的个体间无显著差异（图一）。

图一  执信中学组人头骨

左上：“M74”男性头骨；右上：“M83”男性头骨；左下：“M83”女性头骨；右下：“M89左”女性头骨

2.与三大人种的比较

在个体差异性t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男性组的种族类型。表一中，除执信中学组外，其余数据引自《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一文。

据表一知，在可供比较的7个项目中，执信中学组男性有2项（眶高、犬齿窝深浅）落入蒙古人种的范围，3项（齿槽面角、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略大于蒙古人种对应最大值而与另外两大人种的范围有较大差距，1项（鼻颧角）落入尼格罗人种最大值与蒙古人种最小值之间，1项（面宽）落入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范围而略小于蒙古人种的最小值。上述结果表明：该组男性总体具有蒙古人种的头面部特征，兼有较小的面宽和鼻颧角。

3.与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比较

将该组男性14项线性、角度和指数值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测值范围进行比较，结果见表二。表中除执信中学组外，其余数据均引自《青海民和核桃庄辛店文化墓地人骨研究》一文。

14个比较项目中，8项落入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4项（上面高、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和总面角）高于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2项（面宽、鼻颧角）低于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由于上面高与垂直颅面指数、上面指数具有线性关系，具有较大的上面高和较小的面宽，必然导致上面指数的增大，因此本文尝试排除上述含面宽在内的4项数据，再讨论该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关系。余下的10个项目中，除鼻颧角和总面角外，仍有8项落入蒙古人种的变异范围。若该差异是执信中学组人种成分的真实反映，则说明该组男性虽属蒙古人种，但其人种成分并不单纯。

分析该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关系，发现该组落入北亚类型变异范围的项目有5项（颅长、额骨最小宽、额侧角Ⅰ、颅长宽指数和颅长高指数），其中颅长、额骨最小宽、颅长宽指数同时落入东亚和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内，额侧角Ⅰ同时落入东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内。总面角与北亚类型对应项目范围的最大值接近。

与东北亚类型相比，落入其范围的有5项（颅宽、颅高、额侧角Ⅰ、颅长高指数和颅宽高指数），其中颅宽、颅宽高指数同时落入东亚和南亚类型的范围，额侧角Ⅰ、颅长高指数同时落入北亚类型的范围，颅高同时落入东亚类型的范围。据表二，东北亚类型上面高的上限值是蒙古人种对应项目变异范围的最大值，执信中学组的上面高接近该值。

与东亚类型相比，落入其范围的有6项（颅长、颅宽、颅高、额骨最小宽、颅长宽指数、颅宽高指数），其中颅长、额骨最小宽、颅长宽指数同时落入北亚和南亚类型的范围，颅宽、颅宽高指数同时落入东北亚和南亚类型的范围，颅高同时落入东北亚类型的范围。东亚类型的上面指数上限是该项在蒙古人种变异范围中的最大值，执信中学组的对应值与该值接近。东亚类型的面宽下限是该项在蒙古人种面宽变异范围的最小值，执信中学组的面宽与该值接近。由此看来，相比北亚和东北亚类型，该组与东亚类型更具相似性。

与南亚类型相比，落入其范围的有5项（颅长、颅宽、额骨最小宽、颅长宽指数和颅宽高指数），其中颅长、额骨最小宽、颅长宽指数同时落入北亚和东亚类型的范围，颅宽和颅宽高指数同时落入东北亚和东亚类型的范围。在颅高、鼻颧角方面，执信中学组的数值分别与南亚类型对应项目的上限和下限几近重合，其面宽与南亚类型的下限相差无几。由此看来，执信中学男性组与南亚类型也相对接近，再次显示其与北亚和东北亚类型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执信中学组属亚洲蒙古人种，其种族成分并不单纯。该组的上面高和总面角与亚洲蒙古人种存在一定差异。在与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类型的关系上，该组与东亚和南亚类型更为相似，表现为该组具有较多项目测值落入这两个类型的变异范围，且与北亚类型、东北亚类型相比较，该组有更多项目测值接近东亚和南亚类型的变异范围。因此，执信中学组与东亚和南亚类型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脑颅形态。面颅部分亦具相似性，但不明显。

4.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现代组的比较

为进一步了解执信中学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现代组在体质特征上的关系，本次研究选取17个分属不同地区的近现代人群，选取9个项目进行比较（表三）。对比组有抚顺组、吉林组、北京组、华北组、华南组、爱斯基摩组、蒙古组、通古斯组、天津桃花园组、太原组、西安组、南京组、福建东山岛组、湖南组、广西壮族组、广东顺德组和香港组。人群分布涵盖北亚和东亚地区。其中与执信中学组同属明清时期的对比材料有天津桃花园组、福建东山岛组和广东顺德组。

计算各组间的欧氏距离，结果见表四。为了更直观分析各组间关系，据表四绘制出树状聚类图，结果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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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执信中学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现代组关系的树状聚类图

1.执信中学组；2. 抚顺组；3. 吉林组；4. 北京组；5. 天津桃花园组；6. 太原组；7. 西安组；8. 南京组；9. 湖南组；10. 香港组；11. 福建东山组；12. 广东顺德组；13. 广西壮族组；14. 华北组；15. 华南组；16. 爱斯基摩组；17. 蒙古组；18. 通古斯组

聚类图中的各组可以划分成六类：北京组、太原组、华北组、西安组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天津桃花园组和抚顺组分别与之聚合，构成一个小组。福建东山岛组和广东顺德组聚合后又和香港组聚在一起，然后和前述小组聚合成第一类。吉林组和湖南组关系也较为紧密，华南组与之聚合构成第二类。南京组和广西壮族组聚合成第三类。爱斯基摩组和执信中学组各自单独成为一类。蒙古组和通古斯组组成第六类。执信中学组与其他各组存在明显的形态距离，独立于其他人群。以执信中学组为代表的人群，其体质特征可能由多个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构成。在缺乏其他相关考古证据的情况下，试从明清时期广州辖区的人口规模、人口流动及人口构成等角度对统计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地方行政区域的变更与调整，不同时期广州辖区范围盈缩不一。在元代广州路的基础上，明代始设广州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清远、香山、新会、新宁、从化及连州所领的阳山、连山两县，共15县。该区域在广州区划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后延至清代并稍有调整。今“广府文化”核心区，即大致与该期广州府的辖境重合，“广府”一名便由此而来。经比较，今广州城区大致从当时南海、番禺两县析出，因此在考察明清时期广州人口规模时，不妨参考上述两县数据。以清雍正九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731—1818）计，南海丁数为830666，番禺为399826，合1230492丁，人口规模逾百万。南海一县的丁口数远高于同期广州府所辖其余各县，是广州府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

政治的动荡及生计压力促成了人口的内迁与外移。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唐代“安史之乱”后，“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这次比两晋时期规模更大的移民潮导致岭南人口激增。而“番商”及周边人群的贸易往来与定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明代《天下郡国利病书》载：“番商者，诸番夷市舶交易纲首所领也。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留寓海滨湾泊之地，筑室联城，以长子孙。”

人口的内迁外移、“番商”的贸易往来、多民族的杂居共处，为广州地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人群的交流、融合可能是导致执信中学组人群在头骨方面表现出较复杂体质特征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复杂性也可能是因为所选标本来自明清时期的不同阶段。但通过个体差异性t检验的分析可以明确，个体间差异并不显著。这批个体来自同一阶段同一个人群的预设得到了统计学证据的支持。

（三）颅壁厚度

对人类颅壁厚度的探讨多见于化石人类的研究及报道。1943年，魏敦瑞比较了北京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爪哇人及欧洲现代人的颅壁厚度数据，指出直立人的颅壁要比现代人厚一倍左右，尼安德特人的数据介于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1966年，吴汝康报道了蓝田人的颅壁数据；1981年，吴新智报道了大荔人的颅壁数据，并在2009年对其作进一步研究；1983年，王令红等发现黄龙人额骨和顶骨各部的厚度大于含北京直立人在内的多个对比组，认为“矢状脊的发育、颅骨内面与矢状脊相对应的骨脊特别发育而其间又缺乏明显的矢状沟”是造成骨壁较厚的原因。其他研究及报道还包括吴汝康对金牛山人的研究、刘武等对非洲和中国直立人颅骨特征的比较研究，以及张银运等对南京直立人的研究等。

骨骼人类颅壁厚度的差异与演化也有学者关注。1978年，吴新智在研究增城金兰寺新石器时代人骨时报道了1、2和4号头骨顶结节区和前囟点区的厚度，发现2号颅壁较现代人要厚。1980年，丁士海译介了现代日本人的颅壁厚度数值。1981年，张振标对分属华北、华中、华南的4个地区组群合计110例新石器时代颅骨进行研究，并对修复前近60例颅骨的骨壁进行测量研究。1985年，冯家骏通过对一男一女两例颅骨进行分区研究，探讨了骨壁厚度在颅骨各区的分布特点。1987年，布朗·皮特对现代华北人、中欧人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的颅壁进行研究，并结合四肢骨的测量值，探讨颅壁厚度、头骨大小与身材间的关系。2005年，李法军报道了重庆万州2例战国巴人遗骸的颅骨壁厚度测值，提出“不同地区人骨的颅壁厚度可能存在差异性”的猜想。

执信中学组各个体均见较厚的颅壁，其中“M83中”尤甚（表五、表六）。该个体颅壁的局部厚度甚至超过北京直立人对应部位的厚度平均值（如额鳞中心和枕骨大脑窝处）。鉴于现代人患有Paget氏病也会导致颅壁因板障（骨松质）增大而增厚，但观察发现，除板障增厚外，“M83中”内外骨板均显厚，据此排除病理引发的可能。通过比较执信中学组与不同时期人骨的颅壁厚度值（表七），发现其厚度超过早期智人阶段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平均值。将之与布朗报道的数据进行比较（表八），显示该组数值接近澳洲土著人的数值，而较华北人和中欧人男组的大。布朗认为，正常现代人偶尔也会出现颅壁很厚的情形，并且是在某一人群中出现。他推断澳洲土著所具有的显著的颅壁厚度是攻击型社会交往的一种长期适应结果。

执信中学组可供观察的颅骨仅10例，可供测量的仅7例，基于小样本量所得的一般性结论明显缺乏说服力。但据前述结果，排除病理因素，本文认为同时期不同人群的颅壁厚度可能存在地区性差异，不排除以执信中学组为代表的人群有较厚的颅壁。

（四）身高水平

根据前述推算方法得出执信中学组各个体身高值。男性组（8例）身高平均值为160.61厘米，标准差为4.64厘米；女性组（4例）身高平均值为155.09厘米，标准差为1.17厘米。男性个体间的身高差异较女性个体间的差异要显著。

依马丁身高分类标准，男性属于矮型（150.0~159.9厘米）的4例（占50%，分别为M74、M78、M89右、M102中），属亚中等型（160.0~163.9厘米）的2例（占25%，分别为M83左、M87右），属中等型（164.0~166.9厘米）的1例（占12.5%，为M346），属超中等型（167~169.9厘米）的1例（占12.5%，为M61右）。女性属于中等型（153.0~155.9厘米）的3例（占75%，分别为M61左、M83中、M89左），属超中等型（156.0~158.9厘米）的1例（占25%，为M80）。结果显示，该组男性身高以矮型为主，次为亚中等型；女性身高以中等型为主，兼有超中等型。

为了解该组居民与周边不同时期人群的身高差异，选取岭南地区4组古人类（表九）和9组现代人类与该组进行比较（表十）。考虑到不同身高推算方法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差，4组古人类的身高值均依前文所述方法重新算出。由于运用张继宗的方法时需考虑长骨侧别，凡原报告未注明侧别者，一律采用左侧长骨的回归方程进行推算。

与古人类的比较可知，执信中学组男性居民与甑皮岩、河宕男性居民的身高平均值接近，与柳江人的差别最大；女性居民的均值与河宕女性最为接近。在与现代人类的比较中发现，男性均值与广西壮族男性最为接近，与广西苗族男性差别最大；女性均值与广西壮族女性几乎持平，与广西苗族女性差别最大。

由于身高仅是反映人群体质特征的指标之一，我们不能单纯据此断定这些居民在人种上与上述诸比较对象间的联系。但从时间及空间上审视执信中学组居民的身高水平，我们认为该组男性与新石器时代男性的身高水平相接近，其身高在大时间跨度内未见明显增长，在现代岭南地区人群中其身高水平处在中等位置。女性与新石器时代女性具有相近的身高水平，但在现代岭南地区人群中，身高水平处在最高位置。从身高水平看，执信中学组人群与处在岭南地区的古代人群及现代人群存在较密切的联系。

（五）口腔状况

执信中学组部分个体患有根尖脓肿（图三，1、2）、龋齿、阻生（图三，3）等口腔疾病，另见非病理性的老年性齿槽萎缩（图三，4）及1例特殊前牙磨耗（图三，5、6）。

“M83东”的上下颌门齿均见特殊磨耗现象，其门齿唇面磨耗严重，齿质暴露，磨耗处上下不能契合，磨耗平面往舌侧倾斜且平滑。魏博源等观察广西罗泊湾出土的6例西汉初期殉葬个体的口腔状况后指出，2例个体由于对刃导致其前牙磨耗较为严重，齿质暴露，上门齿的磨耗面呈水平或略向唇侧面，下前牙呈水平磨耗。刘武等对新疆、内蒙古和内地7处考古遗址古代居民牙齿进行研究后发现，部分牙齿存在一些特殊的磨耗形式，其中之一即为“上颌前部牙齿舌侧磨耗”。这种磨耗形式表现为“上颌前部牙齿(主要指门齿和犬齿)舌侧面釉质，甚至本质过度磨耗，而对应的下颌牙齿没有同等程度的磨耗发生”。作者引用特纳（Turner）等的观点，认为“这种方式的磨耗可能是由于处理或食用富含颗粒或粗纤维成分的食物(如用上颌前部牙齿剥离木薯类根茎的外皮)所致”。尉苗等在研究甘肃礼县西山遗址早期秦人遗骸的牙齿时发现，该组牙齿亦存在特殊形式的磨耗，其表现形式与刘武等所报道的情况相似。执信中学组“M83东”的前牙磨耗形式与魏博源等所报道的情况相似，“M83东”也存在对刃现象。鉴于该个体上下门齿磨耗部分不能契合，因此对刃并非该磨耗形式的唯一成因，该个体的特殊前牙磨耗形式可能与其生前职业或生活习惯有关——前牙可能曾被作为工具，用于啃咬坚硬食物或非食物性物品，致牙齿唇面严重磨损。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执信中学墓地明清时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获取了该组材料的性别、年龄、种族类型、颅壁厚度、身高水平、口腔状况等信息。总体而言，以执信中学组为代表的人群，其体质特征较为复杂。该组人群属蒙古人种，其脑颅部分显示出蒙古人种东亚和南亚类型的体质特征。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现代组的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该组人群未与所比较的某一人群产生较一致的联系。该组人群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如较厚的颅骨壁及纤细的肢骨。从身高水平来看，该组人群与同处岭南地区的古代和现代人群有着较密切联系。

自秦汉起，广州建城已有2200余年，曾是历代郡、州、道、路、府、省的治所，又是南越、南汉、南明三朝首都，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枢纽之一。广州兼具河港、海港的地理优势，其北依山地、南临海洋，江河在此汇流入海。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时代，这种区位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山谷隘道逐渐被打通，广州与岭北、中原的交往日趋频繁。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广州先民涉足南海及其他大洋，使广州成为不同人群及文化的交汇之地。从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看，明清时期的广州已然是一大都市，人口的内迁外移、“番商”的贸易往来和多民族的杂居共处，为广州地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人群的交流、融合可能是执信中学组人群在头骨方面表现出较复杂体质特征的主要原因。

华南地区炎热多雨，土壤偏酸性，人体骨骼难以长期保存，出土人骨经常破碎不全。常用于完整骨骼的研究方法难以施展，这无疑给该地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通过运用性别判别函数对经形态特征观察获取的判定结果进行检验，以提高鉴定的准确性。肢骨研究是在头骨材料不足或破碎严重的情况下，对该组材料进行种族分析的补充办法。采用不完整长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获取仅存不完整长骨个体的活体身高值，丰富了该组的相关信息。对颅骨壁厚度的探讨，是认识人类微观演化的一次尝试。本文报道了1例特殊的前牙磨耗，该材料可能是侧面反映该期广州地区个人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受限于同时期人骨材料的不足，要进一步论证前述观点及丰富对该期人群体质特征的认识，有待日后更多同时期人骨材料的获取及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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