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出发，沿途村落错布，良田沃土，一派宜人的田园风光。因途中看到造型和雕刻不错的墓葬建筑而停留，以至于拖延至今才到计划的目的地。

这些墓葬或在田间地头，或在房前屋后，或在林间边坡。有些还有人照看和祭拜，保护得还比较完整；有些则破败不堪，构件散落。不过，从这些墓葬建筑也大致可以推断，有清一代，这古老村落也是人口繁盛，生活相对富足之地。

马路边上的清代墓葬建筑

在一村口的马路边上，就矗立着两座墓葬。近前一座规模很大，墓前有宽阔的地坪，左右还有矮墙，墓葬建筑形制比较特别而且复杂，修建时间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墓主为冯玉魁伏氏二人合葬墓。首先是正中的四柱三间加半圆拱顶，高、宽都有2米多。拱顶部分造型与前面所见何建海墓几乎一样，弧形瓦垄出檐，顶脊一圈浮雕云纹装饰。巨大的半圆碑面上浮雕五间三檐的建筑，明间、次间和稍间宽度次第缩减，屋檐的尺度和高度也渐次变化。明间室内雕刻一帐桌，其后坐二人，两侧各陪坐一人，左右次间各有数人一字排开落座，更小的稍间只有两人，且人物尺度更小，这也是典型的“宴饮图”，表现的也是“一堂家庆”的热闹场面。在尺度体量、场景设计和表现技巧上比何氏墓更为精彩，尤其是用高浮雕手法雕刻出的庑殿顶檐，突出而夸张，甚至有头重脚轻之感，顶脊、瓦垄、檐下的棚顶、匾额横枋和灯笼等结构、装饰都有交待，雕刻较为细腻，可惜宴饮图中的人物雕刻破坏较为严重。

冯玉魁伏氏墓

冯玉魁伏氏墓拱顶上的“宴饮图”

在巨大的拱顶之下为长额枋，其上雕刻三组戏曲人物，但漫漶不清。底层四柱三间的结构，各有柱联，柱间门罩、檐板均破损不全，从建筑上留下的凹槽可以推测这些构件的尺寸不小，雕刻应该也还不错。碑板内嵌，与建筑立面之间有1米多的进深，由此形成一个不大的开放性墓室，也为开间侧壁上的人物、花卉等彩绘雕刻留下了空间。一对戏曲人物、花卉纹饰的雕刻，以及“鹿衔芝草”的彩绘都各有意味。

冯玉魁墓开间内的彩绘装饰

冯玉魁墓开间内“鹿衔芝草”图

在这拱顶碑的两侧各建有一个类似三间三檐的亭式建筑，造型比较特别，二层四角攒尖的四方亭样式，庑殿顶出檐，檐下为叠涩式撑拱。四面的碑身正面和外侧浮雕精美的花卉云纹，正中开圆形窗洞，圆面刻四合莲瓣，花瓣中探出的髻发童子头像，显得格外神秘，甚至有些诡异的感觉。

这座两层结构的形制放在拱顶碑的两侧，既是整体墓葬建筑的一个部分，但似乎又相对独立，自成一体，尤其是它的基座为带圆角包袱布的须弥座造型，更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一面。在这一块基座上是以两柱一间为主体，其内镶嵌碑板，开间内侧有一个镶嵌瓶花浮雕纹饰的狭长开间，成为拱顶碑与外侧四方碑体的过渡，而开间外侧一间为顺势而下的顶檐，与主体的拱顶形成呼应，檐下开间雕刻花卉纹饰并有彩绘，但风化比较严重。

冯玉魁伏氏墓外侧结构

总体来说，该墓葬建筑体量大、占地宽、形制结构比较复杂。尽管有较多的结构、空间组合以及曲直线条的变化，但在匠师的精心组合之下，其结构关系、比例尺度非常统一，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匠师技艺的娴熟和自信表露无遗。

说到墓碑上的“宴饮图”，我们在这一片不大的区域内就看到了好几座不同形制规模的墓葬建筑上都有表现，尽管背后的建筑样式不同，檐下宴饮场景和人物组合各异，但以“多间多檐”的建筑为背景，以墓主夫妇“并坐”为中心，以左右多人簇拥的“宴席”场景总是不变的主题。可以看出这类图像在这一区域的流行程度，如冯氏家族墓中的冯仁泰墓的碑帽上也有类似的图像，该图像在尖弧形碑帽内，外圈装饰有“二龙抢宝”，高大的屋檐下墓主夫妇坐在圆桌前面，左右有家人和侍者站立。另有一座冯刘氏夫妻合葬墓的主墓碑拱顶造型较为简单，其拱顶之下仅有一幅浮雕的三开间两重出檐的建筑，明间之内“夫妇并坐”的图像和左右侍者都非常简单，但是其宴饮图的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却一样不少。

冯仁泰墓的“宴饮图”

冯明远蔡王氏墓的“宴饮图”

冯刘氏夫妻墓碑上的“宴饮图”

在冯玉魁伏氏墓的旁边还有一座墓地，似乎为合葬墓，两堆土冢紧挨着，占地很宽，土冢前面由条石垒砌出三角形造型山墙且有浅浮雕纹饰。两墓前方2米左右树立一座神主碑，底座为须弥座，四边有圆角包袱布，无纹饰，碑身两间一柱，正面柱间顶部有“克昌厥后”匾额，匾额下部雕“双狮解带”和拐子纹门罩。柱间左右有门套，浮雕童子抱瓶纹饰，其内碑板显示“冯现纲靳氏王氏三位之寿藏”。神主碑碑帽内圈雕刻“骑鹤仙人”图。碑帽顶部还有环绕而出的窃曲纹脊饰，像是戴耳麦一般，丰富了神主碑稍显简单的外轮廓。左右对出的脊饰底边与须弥座的上、下枋的水平线条形成呼应。在该碑身的左右两侧面上也同样有浮雕纹饰，这也和前面看到的何氏墓如出一辙。实际上，在接下来看到的几座神主碑碑身侧面也都有类似的装饰，这进一步表明了此种手法的区域特征。

冯现纲靳氏王氏墓

在村民们的指引下，我们前行数百米，在一处大院子的旁边，看到了另一处家族墓地，由数座墓葬建筑组成。其中一座四方碑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冯玉钦夫妇墓四方碑和主墓碑

该碑高3米左右四角攒尖，碑帽出檐，顶部层层收束为圆锥宝顶。四方须弥座，并有圆角包袱布，唯有正面包袱布上雕刻“五福捧寿”纹饰，四只蝙蝠左右相对而飞，穿插于云纹之间，正中一只展翅倒悬，与圆角底部的一只巨大的瑞兽相对而望，构图饱满，线条流畅，充满动感，非常精彩。

冯玉钦夫妇墓基座正面纹饰

四柱顶帽的碑身修长，方柱正面刻联“乾健坤贞长留鸳塚，灵钟秀毓蔚起龙文”，左右柱面刻多人书写的诗文而非柱联，这种情况还是首次见过，题写者有“即选儒学正堂”“府学文生”等。柱间门罩装饰各面各有不同，正面极为复杂，顶部匾额刻“大树流芳”，其下有一位垂髻童子与一对石狮的组合，童子胸前挂长命锁，双手伸出各抓住左右狮子的一只腿脚，门罩部分还雕刻一对戏曲人物，狮子和人物为高浮雕，造型圆浑生动，线条柔和肯定，转折明快，细节也比较丰富，真是不错的工艺，凸显出正面门脸的豪华大气。左右两侧的门罩上则是戏曲人物场景。

冯玉钦夫妇墓四方碑正面匾额和门罩雕刻

再往上，四方碑柱顶圈梁以及檐下垂花柱形成了少见的复杂而精美的装饰。以柱间为中心，有三折页的书卷造型，光洁的书卷上刻有数行行书文字，内容有如“立足不随流俗，效古人村心远”一类的格言，或有蝙蝠、或有花卉承托，庄重大方，富于变化。书卷之外为三角形斜撑，连接至端头的垂花柱。柱面、柱头均有纹饰，斜撑为浮雕的龙凤或花卉纹饰，高出圈梁约数厘米，底下还有一层纹饰属于碑身立柱的方斗柱头，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状、多纹饰的局部。

复杂精细的垂花柱和撑拱

再看底部四方基座上的柱间内是一块四方石柱，四面各有文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方柱的基座装饰颇为用心，正面为香炉，背面为“兵书宝剑”纹饰，左右对称雕刻有双层几凳造型，还有类似须弥座的包袱布，分别雕刻云板、笛子等乐器纹饰。从以上这些雕刻纹饰和文字的安排，可以看出四方碑的四面造型和装饰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观看引导的设计，这就使得四方碑的意义不同于常见的墓碑。

冯玉钦夫妇墓四方碑柱间各面雕刻纹饰

如果说一般的墓碑都只是正面可见，个别有碑阳和碑阴两面，而四方碑则不同，可以绕碑四面观看，从四方碑所处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它周边有较为开阔的空间，就是为了人们可以绕碑而观，其图像和文字也明显地呈现不同的内容，似乎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在此停留驻足。而据笔者所知，这种独特的四方碑好像只是分布于四川部分地区，真是一种奇特的存在。

四方碑戏曲人物雕刻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四方碑少有独自为碑，也就是说，这种碑属于陪碑的较多，往往都是与主墓碑形成对应关系。正如这座墓葬所体现出的那样，在四方碑对面的土冢前是有一座四柱三间的半圆拱顶墓碑，只不过该墓碑造型装饰稍显简单，加上满是苔藓杂草，就没细看。

四方碑亭内的石柱上刻有“冯玉钦字敬庵氏赵老大/孺人二位之寿藏”，修建时间为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间比较晚近。但是碑文上却透露出丰富的信息，碑文写道：

“望者时政府新议变法，废制科，行西学。故季嗣与令孙仁德不免有遗珠之憾。行见竹林籍咸、叔侄齐名，直意中事而亦，公盛德感名所必然之事也；公性廉介，坐镇雅俗和易，近人且慷慨好施，与凡相邻有鼠牙雀角纷纷聚讼延，公排解罔不焕然冰释，并不求受苞葅舆情，益佩服之；公处强梁之世，虎而冠者屡欲以他事中伤且多方肆凌轹而，公则大度包容不以睚眦介意眈眈欲逐者，转由德化尤可佳者，置学田、祭田、义田数亩，恤寒畯，妥先灵，赒贫乏，咸於是乎在昔范文正助之置义田助亲族困穷之不能举火者；公之举亦是心也，先是乞丐路毙者多藳葬，公每年施棺木数十具而无告骸骨得免暴露。孟子所谓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於。”

这是一篇墓志佳作，文笔晓畅又不乏文采，对冯玉钦其人的性格、事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其中“望者时政府新议变法，废制科，行西学”交代了其时局的重大变化。记得清朝废除科举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5年），也就是一年之后，这事情就被刻在了四川偏远乡村的墓碑之上。其实在前面冯玉魁的墓碑上也见到了“朝廷罢制科，立学校....”等文字，看来，存在了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民间产生的反响还是不小，尽管碑文上的落款还是保留了痒生、文生、学政等身份称呼，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西学”的到来，感受到了外界的剧烈变化。

其次，墓志让我们看到了清末中国西南山区乡村社会和乡村生活状况，看到了作为“乡绅”的冯玉钦所处的复杂人际关系，也看到了他资助族人、调解纠纷、置义田、施棺木等义举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尽管墓志可能有过誉之词，但作为留在村中公共空间的碑刻文字，墓主也不会冒“识者讥之”的风险而过分夸大其词，所以这些文字还是比较可信的，这些墓志似乎在无意间串联起了国家的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和乡村个人的“小历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