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除前代所留，由革命队伍里走出来的可以讨论的画家，实在寥若晨星。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精神有较深认识，或者愿意去认真思考、积极追求的更是凤毛麟角。

能这样去想，去追求，而且有所心得独创者，我想应当数长安画派的石鲁及江苏画派的亚明二位了。由于长安画派与江苏画派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二个画派自然也各自透析出不同的特点。这从石鲁与亚明不同的思考、追求、创作特点便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观感。

文化的历时性决定文化派别的特殊性，而又因其共时的文化性可见其派别及代表者的同一性。长安画派文化的发动点应是秦汉、燕赵文化，而江苏画派则应当归结为吴越、六朝文化，所以其风格便与其历史相关，足以代表革命队伍中走出来又自觉地走进这种文化系统中的典型性便不言而喻。石鲁便不可同一于亚明。石鲁风格重气，大有弹剑燕赵、悲歌大汉的慷慨，亚明则重韵，一味从情性中去描述六朝烟痕、吴越亮丽，显得刁巧细缜、简从清空；石鲁求浓，亚明善淡；石鲁求厚，亚明求薄；石鲁求壮雄，亚明求清雅，等等，等等。即不同文化流派的历时性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共时相来。

戏剧性的是六十年代初，石鲁率长安画派东来与江苏画派作交流展，石鲁的狂狷耿介竟然与亚明的洒脱跌宕一拍即合。他们共同关心中国画的推陈出新，共同肯定传统艺术，一起探讨今天艺术创造的价值标准，即中国绘画与时代的关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便成为一时思考、探索的焦点。

由于他们同样出身于革命队伍，对“革命”、“政治”便成为一种自然的融合基础。即他们研究中国水墨画便自然地成为他们革命生涯的延续行为。即因为他们的历史烙印，他们的研究便可明白以其主体性来犂同艺术之客体性。所以，技术及技术所包含的的文化意义便成为他提倡推陈出新思考的基础。

因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画能不能为新时代所容受的争论中，他们从各自的思考角度出发，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石鲁偏笔墨气局的探讨，亚明则偏重笔墨意境的论述。那时我才20岁左右，就读于南艺附中。石鲁画展来江苏一周，中间我是天天必到，横看其岭，纵看其峰，自然成了他们的追星族群。

石鲁先生在南师作学术讲座，边讲边画，主要强调用笔中锋。他认为所谓中锋便是用墨用力恪中其锋，与弹着中靶一样。那时觉得他讲得新鲜独到之极，力不中笔犹似枪之偏靶，所以石鲁用笔搅绕自然，龙蛇共合，力偏墨中，墨发力中，具最大的变化与最高限度的把握力。这与我后来研究笔感、笔力等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亚明在旁时时插话，妙语诙谐，常引得听众哄堂大笑。回忆那时学者与学术研究间的气氛的和谐健康，至今只得望大洋而兴豪叹了。

石鲁病中，我二度去探望，第一次是与张文俊师同往，第二次则是我与他单独相与。记得他最后说江苏的螃蟹真好吃，使我十分激动，给亚明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出力将石鲁接到江苏来治疗。后来石鲁到了北京，亚明先生对我说，是他做了军队同志的工作，才被接到北京治疗的。

石鲁与亚明都有官职，但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名家，学术探索的领头人，时代进步的号手。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艺术、灿烂的文化，其之所以会如此长存不衰，或说不断振兴，那便是每个时代都会出几个明白人来，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之精神、民族文化之气概，开发出合乎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时新来，刷新一切保守的、陈旧的历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便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一切领域中希望之根本。

文化，所谓天文地化。文便是路，路也便是道，具有文化高度者才能有资格言文明。所以，这些明白人便是具民族文化高度的有道君子。不管他个人的命运如何，或者活得千难万艰，但只有他们才可称之为大海涓滴，虽不为小溪所容，但他们毕竟是属于淼淼沧海的。

石鲁先生永恒！

董欣宾于病榻

9月24日

董欣宾简介

董欣宾（1939-2002），江苏无锡人。1945年拜张云耕学习书法。1953年拜秦古柳学习传统中国画。1959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附属中学美术班。1962年应征入伍。1975年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中医工作。1979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导师为刘海粟。1982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工作，从事书画创作与研究工作，任理论研究室主任。1985年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展。198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200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对外艺术展览中心艺术顾问。著有《欣宾画集》，并与郑奇合著《中国画对偶范畴论》《中国画六法生态论》《太阳的魔咒——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