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翰墨之缘始于兴趣和爱好。当碑帖中字的形态和神气吸引了我，心追手摹，就开始了书法的实践。十多年来沉浸笔墨，对美的感受和追求始终是动力之源。因此，谈到我的书法创作，包括技法的学习使用，都离不开欣赏与感悟这一前提——即审美先行。

　　审美的先行，使我书法的学习与创作始终发端于自我，心动辄取，有感而作，点滴的汇集逐渐融汇，没有临习与创作的分野，也没有“以最大的勇气打进去，在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抉择。在临摹方面，我总是选择合于性情的字帖，甚至只对字帖中我特别喜欢的几个字反复摹写，用心地体会与揣摩，把握字的结构规律，反复品味它的迷人之处。这种在碑帖中的畅游很像作家余华阅读，他名之为“温暖的旅程”，我深有同感。这样的临习是间断不完整的，显得松散而不规范，但因为喜爱，字帖和字在我心中是活的，临习就有了实际的意义，不是机械和表面化的废纸三千。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印贴于心，日积月累，终能运用自如。在创作上，我注重美感的捕捉、肯定和创作意义的修正、培养。如果最初的兴趣和爱好是潜意识、不自觉的自然反应，那么经过不断地读帖摹写，审美经验的反复识认，混沌的感觉中生长出一种带专业性的艺术直觉。一方面使已有的美感更加敏锐，促进了风格的追求和形成，另一方面拓宽了视野，从技术性上锤炼了眼光。审美本身蕴含着倾向和选择，一些经典之作，如不领会，创作时就不能再现神采。历代碑帖，大千世界的滋养由审美汇入胸怀，审美的倾向实质上主导者创作的风格。我的审美趋向总在“朴、拙、正、大”四字上，主要在汉、魏碑版中徘徊汲取。审美是在学习中成长开拓的。听说过外一些人专门到音乐学院进修，只是为了学会欣赏，是明智与自知之举。过去我对典雅俊美的法帖作品关注很少。后来开始逐渐沉迷历代法帖，临习起王羲之和米芾及明清人墨迹，走上碑帖结合道路。从审美出发，我书法的创作和学习，不觉暗合了“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古训，先书写情怀，回过头来讲究线条、结构，缺什么补什么，在补习过程中深入传统。当自我依托于传统，我才感到坦途在前，书境愈朗。

　　我的书法创作一开始就没有本照某一碑某一贴，但不是说不讲究传统的技法。相反，我一直以“齐于古人”自勉，运用中有一些新意，更多的是不同于古人。我用笔以中锋为主，《石门颂》圆厚纵横的线条是我师法典范，长线条写好了，短线条自然能把握。如“全国第八届中青展”我获奖作品中的字长撇和捺，就是《石门颂》中的线条稍微变化而出。这件作品中有许多笔散开的线条，虽然锋散了，仍是中锋用笔。这些线条不同于传统，我认为，一方面展厅中的大字作品不同于古人小手札，笔尖不能象写手札那样写出滋润精妙的变化。另一方面，锋的散、合增加了一些变化，也易于表达质朴率野的意趣。我的字的结构以方正为基础，得益于《好大王碑》、《张迁碑》等。在方正中经营挤、缩、腾、让的空间变化，“计白当黑”、“疏可走马、密不当风”、使留白和线条的伸展同时表达出大、拙的气象。在表达意味的愿望中灵活运用。这无疑是“匠”与“艺”的区别：与技法相隔，为技法而技法是写字，与感情沟通，用技法去表现就是艺术。

　　有了审美的先导和技法的准备，创作所面临的就是：笔墨纸砚和心境。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调节的手段越娴熟，笔墨就越听话，对它们的要求也就不堪苛刻。不同的材质写出不同的效果，尝试倒是一种乐趣，所写总归是自己的韵味儿。至于创作的状态，古人亦多有论述，感触最深的是“先散怀抱，若迫于事虽中山毫不能佳也”。“迫于事”在我看来是现代生活创作中的大敌，如何面对，确乎已超出了书法艺术的范畴，是一个人生的问题。古人“以技入道”，求得无限生机，而我，总在还原一个简单的事实——兴趣与爱好。

作者：张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