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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与造型

  写意画不可不谈笔墨,而研究笔墨则无法不谈书法,简言之便是一个“写”字。中国人讲书画同源,因为它们源于共同的文化母体。几乎同样的观念,同样的材料与工具,同样的技巧原则,同样的审美要求,尤其不能迥避的便是书法的原则。两千年的书法艺术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高超、极为完整的美学范式。这里我们借用林语堂先生的理解,他对此有明了准确的阐释:“书法艺术表示出气韵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工程学和天文学之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意义存在于忘我之境。它的笔画,它的结构只有在不可言传的意境中体会其真味。在这种纯粹线条美与结构美的魔力的教养领悟中,中国人可有绝对自由贯注全神于形式美而无庸顾及其内容。一幅绘画还得传达一个对象的物体,而精美的书法只传达它自身的结构与线条美”。(注2)这便是中国书法达到的高度。

  我们可以在对书法的修炼中逐步领悟到线条之美、笔墨之趣味、灵动与厚重、谨严与洒脱、气韵之贯通、凝炼与简洁、抑扬与错落….…。中国书法为中国艺术奠定了审美基础,毫无疑问这应该成为我们写意画必须具备的审美基础与审美趣味。

  王学浩的“山南画论”更是言之凿凿:“作画第一论笔墨……只一‘写’字尽之,字要写不要描,画亦如之。一入描画,便成俗子矣。”(注3)话说得很严重,格外地强调笔墨须是“写”。这个“写”,包含了骨法用笔及气韵的自然,否则不会有“便成俗子”的后果。所以他认为:“作画不解笔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丝作绣,五彩灿然,终是女子裙膝间物耳。”(注4)写意的趣味,是绝对的排斥仅仅物理性质的状物及工艺地制作的。因为中国毛笔的触觉及宣纸的灵敏,足以记录下画家的精神痕迹,也完全可以通过毛笔的使转,干、湿、浓、淡、轻、重、缓、急的笔墨技巧在宣纸上述说自己的生命状态。所谓笔有生死,墨有生死,形有生死。写意画既强调笔墨承载的生命迹象的鲜活,又强调蕴含其间的高度文化修养。故而古人又说:“贵在生意浮动耳。”(注5)自然“气韵生动”也就成为笔墨的第一要义。龚柴丈说:“气韵者犹言风致也。”(注6)如此看来,笔墨仅仅生动是不够的,还要有品格韻致、内在气质修养的要求。所谓的绘画风格,绘画语言、绘画形式、造型符号,大多是可见的绘画外在面貌。而绘画的气质、气息、格调则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精神上 的韵致与风姿,孰重孰轻,画家们各有侧重,但后者往往更为难得,因为它们并非仅仅靠努力或追求便能至上乘。以致古人认为:“六法之难,气韵为最。”(注7)论及写意人物画,笔墨的质地与情趣恐怕永远都是难以回避,这是学习中国画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

  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体,便免不了谈造型。人物形神是较山水花鸟来得更严谨更复杂,在处理上有更高的难度。造型一词似乎来自西方,读来便有塑造的含义。它适合于现时一般人的理解,当然不免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中国画则是讲究摄取,而且是精于摄取。一个“摄”字就仿佛包含着并非外在形态,而在取人精血,摄人魂魄之意。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外型躯壳不过是一幅臭皮囊而已,要紧的是魂魄或灵魂,在中国绘画中则往往被称为神。

  自从有了顾愷之的传神论,便引出诸多关于形神关系的争辩,在历代画论中多有述及。画论中大多数的观点大概就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他们主张是:“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形者,意溢乎形。”(注8王履)这种观点将形视为传神达意的基础。“且夫形、神两物也,生即神寓,死即神离,神有寓有离,形有死有生,则神与形等耳”。(注9)这又是一种说法,

  不偏不倚,看成是可分可合,作用相当的两种物质。但真正拿来解释写意人物的形神关系,让人都会觉得有些勉为其难。故此又有人提出“约形取神”之说,其意便是求神取形,不能传神之形不取,与传神无关之物不状。顾愷之所取阿堵,或眉目,或三毛皆为传神所用也。形神取舍之说大都还为写真。文人之写意绘画一出,中国的绘画理论又大大地迈出一步。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临”正与文人“得意忘形”相契合。一切表现只为传神达意,并非单纯为了状物肖形。故得神得意者必得形,不必再津津计较于“形”。到此境地下笔便有神,落墨便有形,涉笔便成趣,使形、神、意趣与笔墨的点、划、自由使转相共生。笔墨之形神便是造型之形神,笔墨之意趣便是造型之意趣,笔墨之质便是形态之质,笔墨到处形神毕现,型神笔墨无可分合也。力求作到将笔墨的自然生发与形态结构浑化合一,才能使我们领略到写意人物的完整审美意味。

  对此,胡适先生倒有一段很精辟的觧释。他在美国一所大学中以《一个历史学家看中国绘画》的一篇英文演讲稿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有画史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水彩被黑白素描所取代,对事物轮廓的写实把握让位于对意念、精神的写意理解与表述。……但他们更注重超越形似,注意剔除非本质的东西,以集中表现甚至夸张地表达他们要表述的内容”。我想,他已经把写意人物的造型原则和高明之处说得非常明白了。白石老人约取对象的法则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以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注10)从以上胡适先生对写意的理解和白石老人的表述可视作互为注脚。历代尤其是两宋以后,大家的画作也都为我们印证这种覌点。作为画者,如果他没能达到这种深澈的认识或在实践中尚未取得这种能力,那他的创作状态

  就无法达到精神表达的自由,也不会获得笔墨及造型的真正写意的快意与趣味。

  还有一类画手是以肖形及写生造型为己任,终生与模特为伴,离开模特或照片便一无所能,他们要走的是与中国写意画完全不同的道路。即便硬上,那也是得又找模特又打草稿,麻烦也罢,最后依然落入水墨制作的陷阱,完全丧失笔墨随机生发的趣味。一旦成为“形”的奴隶,一世无法真正理解“写意”究竟为何物?一生操笔弄墨却一生与写意无缘。也许他们也能成就某类作品,并视此为“科班”正途,真不知是他们的幸与不幸?他们或许能把握造型的维肖,却永远不能领略中国写意人物之维妙。

作者:王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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