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在中国古代绘画的遗存里是缺门的。它的沉郁苍凉，铁骨铮铮的形象，它的带有悲剧意味儿的姿态，它的生命过程中体现出的崇高和苦涩离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似乎很远，与文人画中的萧散简淡的“逸”的情调似乎不搭界，而更像是情感激越的“入世者”，它的象征意味儿也带有某种哲思。

　　胡杨有“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三千年”精神，张介宇先生正是为这种精神感动，发下了为它立传的宏愿，从新疆轮台到内蒙的额济纳，张介宇遍访胡杨在西部中国的踪迹，一咏三叹地潜心描绘，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六十米长的巨制——《胡杨礼赞》。

　　画面上的胡杨百态千姿。那种巨大的生命内蕴和历尽百韧而不倒的顽强精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画家选择这个题材饶有深意。首先，胡杨可以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生命象征论”是文艺美学的重要课题，就像传统士大夫选择梅、兰、竹、菊寄寓人生态度，张介宇的胡杨却能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多难的民族，画家深沉的情感通过对胡杨的刻画剥茧抽丝，有极强的礼赞意味。

　　与此同时，画家似乎也在画自己。笔墨流露出的情绪分明是心迹剖白，夫子自道。画家多坷的命运更多了几分对生命独特的感悟，对胡杨也有着更为独特的观察视角。在这里，胡杨是画家的心象。心象一词，道出传统中国画论的精髓，心象是不会“与照相机争功”的，它不屑于停留在对宏观形象的描摹上，更多的主观因素凸显着作品的精神性。“杨柳岸，晓风残月”、“晴溪草，暗愁一夕如熏”、“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全是心象图境。张介宇自己进入胡杨林的同时，也把观者带了进去，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画家的内心世界也在无遗的展露，多情而敏感的人生体验赋予胡杨别样的生命。“人化了自然”让观者深受感动并引发了对宇宙的叩问和对自身的反思。

　　就笔墨论，张介宇以传统立骨，融入了西方绘画元素，为对树叶素描关系的追求，对色彩的铺陈带有明显的20世纪的特点。但他笔线沉着，笔骨法，有着很强的用笔意识。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可贵的。自南齐谢赫提出“骨法用笔”，历代均有论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强调“生死刚正谓之骨”，把用笔和人格联系起来了。“道咸中兴，金石学盛”黄宾虹认为由此而振兴的对笔力的追求于画更是如虎添翼，“金石趣味”成为中国画用笔的高标，而“书为画本”更是笔墨文化的核心内容。张介宇深谙用笔之法理，由于幅尺巨大，以悬腕在壁上作画，笔线厚重沉着，不见浮薄之笔，腕下几十年锤炼出的功力运用自如，以破笔写出的枝干气脉紧连，劲健圆浑，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胡杨的苍老和坚韧。张介宇有机会追随黎雄才，李丁陇二位画坛前辈大家，深得骨法用笔三昧，这是极为幸运的事。

　　20世纪的中国画题材空前丰富，既不缺形式感的新异，也不缺造型元素的多样，更不缺对客观物象描摹的本领，写实功夫先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与前人比，笔墨的欠缺成为时代的通病，传统的断裂点就在“笔墨”两个字上。而笔墨是东方哲学派生出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画的灵魂。黄宾虹甚至强调中国画“舍笔墨而无它”。张介宇在李丁陇先生处学得笔线的妙谛，又从黎雄才先生处学得山川树石的要诀和创作全幅山水的经验，这是续接传统正脉的学习过程，是中国画的正途，也是绝大多数当代画家欠缺的一课。20世纪初的画家有笔墨功底的还不在少数，至20世纪后半叶到世纪之末，笔墨一途渐趋暗淡，这是值得认真反思的。说张介宇先生的聪明和幸运，是因为在这种大背景下，他能破釜沉舟的选定老师，从而讨得真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从作品看人格。张介宇的勤苦执着如他描绘的胡杨一样令人感动。他曾为生活漂泊多年，饱尝过人生的艰辛。所以他对胡杨的体认，较一般的画家更为深刻，“移情”地描绘于张介宇更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儿。难得的是，生活的磨难没使他消沉和颓丧，却变得更加深沉敦厚，渐渐褪却了火性，“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这应是中国画家最好的状态。生活简单，处世低调，内心安详，从容淡定是历来高士的品格，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亦即人文追求则从来不曾放弃。中国画讲格，如果真的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面对这个世界，自然修到了高境，画的格也自然会高起来。

　　张介宇先生以几十年的执着，做人作画，亦丰硕的作品完成了人生的一个甲子。第二个甲子在即，正是中国画家最佳的年龄段。以他的才情，阅历，积累和勤勉的人生态度，他必然会越画越好。如果充实以理论涵养，像前人一样读书养气，自能进入“人书俱老”的状态，实际上，通会之际，人成艺成。作为同道，既为他的成就祝贺，也以前人经验为共勉。

程大利

己丑春乍暖还寒时季于长安客舍

作者：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