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常欢很早我就认识，那还是在我入粤之前，而我在广州已经生活了第18个年头了。当时我们都还在南宁，他在省党报当美术编辑，我在省文学期刊编诗歌。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调到广州，他其后移居深圳。我们的人生轨迹颇有些相似。

　　常欢毕业于美术科班，我学的是中文，本是殊途，隔得蛮远的。知道他，是因为彼此在专业上都有些“少年得志”，难免惺惺相惜。我出道较早，二十多岁时便有了点江湖诗名，也拿了省的奖和全国的青年文学奖，也参加了全国“青创会”、“青春诗会”之类，其后海外也广泛发诗并获奖。而常欢而立之年同时有国画壁画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行内都知道，一人两画作参展，这在画家里特别是新秀简直是凤毛麟角的殊荣，来广东之前，刚三十出头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了，前后也获过好几次全国美协的奖项。

　　我罗列这些，并非说艺术之外的噱头真的值得炫耀，而是想探讨，在中国，一个起点较高的青年艺术家该不该“迁移”?因为写诗跟画画不同，诗歌没有实利，你发表不需要有关部门遴选推荐，你获不获奖，有没有“行政职务”，一点不影响你在写作上的个人发展，圈内只认你的作品，外国也只凭汉学家喜好定夺。文学基本上如此，写小说的都不敢小觑莫言，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而韩寒连会员都不是，却在文学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外国美术界亦然，毕加索们并不需要画外的东西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当初我认识并为之诗配画的周氏山作、周氏大荒俩兄弟，1986年底从南宁到芝加哥，凭天才闯世界，从身无一文到买下庄园，名列全球在世艺术家销售金额排行榜的前10位，如今每幅油画动辄百万欧元。但中国的美术界却未能免俗，一个画家的“润笔”，往往跟他的职务勾连，能否参展，也要省里美术机构提携送选。因而一个尚未“名满画坛”的新秀贸然转换“地头”，要若干年才能重新建立人脉，又要好几年才被认可，那他的艺术前途很可能“噶然而止”，至少错过了发展的良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欢的漂移，是有些冒险!在很多人看来，常欢在深圳的十多年有些得不偿失，新的生活刺激并没有使他很快寻找到新的艺术心境，他的精神陷入了痛苦的状态。一个人离开熟悉的艺术土壤，难免迷茫。他似乎在画界“销声匿迹”，连家乡的朋友们都渐渐把他淡忘了，有人以为他改行了。所幸常欢对艺术的追求足够执着，对名利的也淡泊。他放弃了曾给他带来荣誉的少数民族题材，深居简出，苦苦修炼，脱胎换骨专攻荷花，几年下来，取得了新的突破与成功。画家陈加林如评价常欢的画：“常欢兄画荷不类古人，不同今人，独出机杼、别开生面，全然一派‘潘家样’。远观空朦迷离、韵致幽远，近看墨彩斑斓、柔和细腻，既有中国画之韵致，又有水彩画之淋漓，同时兼具油画之厚重，十分耐人寻味，令人留‘莲’忘返。能于荷中变幻万千气象、独标高格，非大才不可为也!”，这段话，写尽了常欢的荷，无需我再赘言。也就是说，他笔下的荷独成一体，跟真实的荷花相较别有魅力，跟天下的笔墨类比独具气韵和技法。两年前，常欢带着他的荷花作品，拜见正在东莞办展的他大学的老师、著名画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魁正教授，李教授欣喜地说：常欢的荷花，具有独特的视觉符号和艺术语言，非常个性，也非常成熟，较之1992年的中国美术馆个展，常欢已完成了一次浴火重生般的质的飞跃。广东的行内朋友认为，常欢画荷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当初走出广西，摆脱荣誉枷锁和创作的小天地，投身思想更解放视野更开阔的改革开放前沿的结果。如此看来，常欢的走出广西，也许是值得的!

　　有次跟著名画家王玉珏闲聊，她说中国画的画家们在国外当众表演，几笔大写意下来，或者几个人即兴合作，不出半小时就一幅大作，使外国人对中国画产生怀疑，认为你作画不经过“脑子”，随意复制，造成中国画价位上不去。国画强调神似，讲笔墨，用线，技法，皴法。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当然并非老外想的那么简单。但所有艺术，从根本上说都要有原创性，因此我赞同吴冠中老先生的说法，画画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不能光靠笔墨见功夫。笔墨可以学会，创造是天启之光。我不敢说潘常欢有此境界，但他至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荷有“私密”性，有不能示人以防仿作的个人独创的方法，更需耗时来完成一幅作品。他对“荷”这一“存在”有自己的发现，在表现“荷”的艺术形式上也有自己的发现。他的荷，不光是墨与线的呈现，更是光影构成的一种气氛，暗暗涌动着生命的灵性。

　　在喧嚣的现代都市里，当人们不断地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时，常欢依然默默地耕耘着他那片宁静而圣洁的荷园，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一个画家的宿命吧。

作者：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