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金钱社会，逐利成为一种本能，但在超越功利的层面上，艺术让人成为人。客观来讲，正是这种对于功利的超越让艺术品具有了商品价值，但也正是这种商品价值，让书画作假从魏晋南北朝到民国的1000多年间几乎从未断绝。并且，伴随着书画作假，出现了书画鉴定。这个本应担负书画领域去伪存真的行当已经由古代有所忌惮的“瞒天过海”演变到当下明目张胆的“狼狈为奸”。在道德与法律之间，书画艺术鉴定领域核心仍然是法律红线之下的职业道德对人性贪婪的约束。

　　历史上的书画鉴定来自书画收藏者，整体来说分皇家与私人两部分。两部分均有著录书的传统，即对收藏或过目的作品作详细记录而形成的书籍，称为著录书。它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收藏情况，也体现了鉴定成果与水平。其次，书画鉴定还来自于鉴定家在书画作品上所留下的题跋和印记。唐张彦远在所著《历代名画记》中具列了他所见前代有跋尾、押署的鉴识艺人，这些鉴识艺人即是对鉴定素有研究的专家。这些鉴定家大都兼事收藏，一些人本身即是书家或画家。一般来讲，收藏起家的鉴定家往往家境优裕，造假的动机并不强烈，反而一些书画家身份的鉴定家具有技法上的优势与获利动机。美术史上的弟子代笔现象屡见不鲜，明代画家沈周在作品供不应求时，有人拿假画到他家里去让他题款盖章，他便欣然同意，于是有了假画真印的伪作。确切地讲，沈周在题款盖章之时，已经与造假者同流合污。然而，无论是古代造假者还是画家本人，基本上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以造假高手逼真的手工技艺为保障，以求“瞒天过海”，骗过众人的耳目。然而，无论是当时的书画家，还是收藏者，在整体上对这种行为是排斥的，因为长期来讲，假画泛滥必然伤害到真画的价值。

　　如果说“瞒天过海”还有点“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道德忌惮，当今的书画造假已经是拥有品鉴话语权的人与造假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牟取暴利。换句话说，当今造假已由个人行为演化为集体作案，仿制者、拍卖行、鉴定家及业界知名人士纷纷涉水，成为利益链上的一环。根据《北京商报》记者对贵州遵义警方破获书画造假案件的报道，鉴定专家、拍卖行工作人员均是重要的参与者。徐某曾是画家范曾指定的惟一范曾字画鉴定人，为假字画开出多张鉴定证书;周某为拍卖行内部员工，负责将伪作送拍，成交后与仿制者利益分成。由此可见，书画鉴定领域“去伪存真”的职能至少一部分已经异化为“狼狈为奸”。其实，这已非个别现象，造假集团化、分工化、洗白化已经成为当下书画造假的时代特征。

　　具体来讲，假画通过一些重要机构的出版、展出、拍卖、流通，在制作、送拍、销货层层做局，这一群书画鉴定人都是重要的幕后推手。1999年12月10日，一场名为“金刚神韵——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署名傅抱石的作品达44幅。不久，傅抱石家属和专家指出，该特展全是伪作。从2010年春拍以7280万成交的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到2012年春拍以8900万成交的油画《九方皋》，徐悲鸿的天价油画质疑之声不断。两件天价作品都曾出现在四川美术学院2011年再版的《徐悲鸿全集》画册中。

　　在书画收藏领域，买家与卖家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对于价格高昂的名家作品，处于专业信息弱势的买入者势必重视第三方的专业鉴定意见。或者说，正是所谓来自第三方的“专家鉴定”促成了买方以高价成交。但是，由于拍卖不保真的条款，伪作的接手者在这场精心设计的套路中几乎血本无归，通过法律维权成功几乎是天方夜谭。他们上当后自知赔本，但维护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将伪作当做真品加价转让出去。这种“击鼓传花”的豪赌最后成为一种圈里人都明白，就等局外人上当的骗局。所以，这场骗局的核心是处于造假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艺术鉴定，正是他们上下其手，才使假画得以销售，骗局得以成功。

　　台湾的李敖先生在其所著的《传统下的独白》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如果李敖说的是上一代的知识分子，那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书画品鉴的特权，上下其手，成为利益链中最为“黑心”的一群。书画鉴定领域的公信力已经岌岌可危，这种书画艺术鉴定领域的职能异化已经成为艺术市场的顽疾，并在更深层次上销蚀着整个社会的公信力。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