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艺术网讯)12月20日，北京宝瑞盈2017年秋拍“古董珍玩精品专场”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槌，本场共20件精品上拍。其中，清乾隆磁胎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以4450万元落槌，加佣金5117.5万元成交。(拍前估价：RMB 18,000,000-28,000,000)

　　清乾隆 磁胎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 21cm

　　观音瓶向来文雅讨喜。民间传说，观音瓶即净瓶，为观音菩萨随身携带的宝瓶，常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此观音瓶装饰特殊，迥异于中国古典美术纹饰，这类蓝地锦上添花通常归入乾隆洋彩，西洋韵味浓郁，风骚华丽，色彩炫目，构图谨严，蕴涵祥瑞典雅。据拍卖行信息，这件乾隆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乃近代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旧藏，之后为胡雪岩后人胡惠春早年卖出。胡惠春是胡雪岩第三代子孙。

　　此瓶设色丰富，制作精细，外形线条柔美轻盈，装饰类同台北故宫藏品“乾隆八年磁胎洋翠地锦上添花观音瓶”。通体施蓝地锦上添花纹，蓝地上用类似针状的金属工具，剔刻出凤尾纹形，细如毫芒，俗称“轧道”。此工艺大约承袭春秋战国古玉之艺，其游丝毛雕之技法闻名古今。再上还可追溯良渚文化，良渚美玉多见细刻阴线，以线纹长短、弧线组合来表达图案，只是良渚玉饰之阴刻线条不见游动之态。“轧道”加“锦上添花”被称为是乾隆时期开创的新工艺，俗称“洋彩”，采用西洋材料与绘画技术，但线刻、锦地、造型等乃古为今用。这类洋彩在乾隆瓷中不少见，无论圆器还是琢器都剔刻凤尾纹。“轧道”工艺十分费时费工，乾隆以后多有仿制，但均力所不逮。莲花在古代文化中向来寓意吉祥，花卉叶脉婉约舒展，处处见出华贵柔美之态。

　　装饰采用西洋方法，花卉、树叶等的描绘不同于中国传统瓷画的平涂之法，而是追求一种立体的绘制。颈部与底部皆施湖绿釉，底款为蓝料书写，四字两行“乾隆年制”，与台北故宫的“乾隆八年磁胎洋翠地锦上添花观音瓶”大体相似。根据清宫档案，可查乾隆朝督陶时期在乾隆四年至十四年之间，为唐英掌管。御窑厂生产了诸多洋彩品种，尤以乾隆六年至九年之间居多。乾隆八年，唐英写成《陶冶图册》，将景德镇御窑厂官窑制作以图文形式加以描绘，明示了景德镇御窑厂的洋彩制作与完工地点。这些供应给宫廷的洋彩与北京造办处生产的画珐琅器，多有登记，还一一配闸、配座加以装帧，可见其珍贵。

　　关于清代洋彩与画珐琅的来龙去脉，国内不少专家也有研究，普遍认为广州具有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当地陶艺人近水楼台，最早接触西方洋彩和画珐琅工艺，比如织金彩绘工艺就是从画珐琅工艺演变所致。中国陶瓷外输，西洋人开始前来看样订货，之后来样订货，来样订货来的什么样?有很多资料档案可查，比如有西方商人提供样本，希望以珐琅彩施绘。所以广彩瓷器中有许多珐琅彩的作品。不少中外陶瓷专家视广州的这种施彩方式为“广彩”，未必科学，但已约定俗成。如此以地域限制命名，可能与皇家对应，或用以区分。两者使用材料、施绘技术看似相类，但从艺术审美上，广彩与皇家洋彩与画珐琅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康、雍、干三朝洋彩和画珐琅工艺，有可能从“广彩”得到启发，中国陶瓷史上许多新颖工艺产自民间，之后被官方采用的事例不少。据史料记载，清初宫廷采用洋彩和画珐琅工艺，主要来自传教士的教授。传教士将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等距视角和明暗配合的方式营造三维感的技巧传授给了中国宫廷艺术家，当然首先得到皇帝首肯，然后通过宫廷艺术家再授与景德镇画匠。朱塞佩·伽斯蒂里奥尼神父，即郎世宁，是这些传教士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为清初三朝皇帝所器重。同时，他也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督陶官年希尧的朋友和绘画老师。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年希尧将安德烈亚·波佐的《图画和建筑中的透视法》翻译成中文，他在前言中写道，“感谢郎世宁的帮助，我现在能够用西方风格描绘中国物体了。”这种宫廷传递，虽晚于“广彩”，但官方与民间同时采用一类工艺，各行其道，互不影响，也有可能。

　　由此可见，这件乾隆洋彩蓝地锦上添花纹观音瓶，是中西方经典美术交流的作品。据专家考察，这类洋彩蓝地锦上添花纹观音瓶存世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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